我人生中的几段经历（下）

                                  陈光

因为我学习的是管理档案，所以被分到了档案科，后来又到司令部办公室当助理员。一天，轮到我值班，军委办公室来了个电话，让刘亚楼首长到某某地方去开会。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除了我值班外，没有其他人。我接了电话指示后，就打电话报告刘亚楼首长，那天他的秘书也不在、是他本人接电话，我是江苏苏北人，一直没有离开家乡，讲话苏北口音比较重，我报告他开会的事，似乎他也听懂了。但后来他把我们另外一个老主任叫去，他问，你们那来了一个什么外国人啊？讲话都听不懂啊。然后就要求我们必须学好普通话，这样，我就是在他这种严格的要求下突击学练普通话，直到现在我的家乡话反而不太会讲了。

刘亚楼首长，用现在的话说是比较酷的一个人，他这个人不留情面，批评起人来真厉害啊。但是他批评后会再安慰你说，我为什么对你这么狠，我就怕你忘掉了，以后会再犯。我批评是你这个事情没有办好，我是对事不对人，将来你该晋职的我还给你晋职。我批评你这个事情没有办好，要你三天不吃饭，睡不着觉，你才记得住。刘亚楼首长就是这样的。他工作很细，常对我们说，我兼的职务比较多，来的材料比较多，事情也比较多，你们都要有一个小本，把这些东西记在上边，人的记性不可能有那么好，我这个地方要丢掉一项就是很大的大事了。所以当时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备有一个本，把工作要点都记下来。我在刘亚楼首长身边工作，跟他学了不少东西。还有一点，刘亚楼首长很注重军容风纪，他穿的军装、便衣都比较整齐，他还注重环境卫生，大院要求扫得干干净净、地上有一个柴柴棒棒的话他都给捡起来。

新疆的日子

1966年我被下放到空军东北农场，1968年被抽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当时我们军委空军去了86个人，全军陆海空共去了1800多人，分三批去的，各军兵种的人都有。我是准备去劳动，去吃苦的。结果去了以后，接待我们的人说，这个兵团现在是一盘散沙，没有领导了，你们来了就要分配到兵团各师、团。一位老同志跟我谈，说有一个团比较差，你去当政委吧、现在兵团到处搞武斗、各级班子基本瘫痪了，你们下去后要依靠当地干部职工尽快核复生产。就这样，我到了农一师14团担任政委。农一师就是王震过去在延安时带的那个都队359旅。当时农一师在阿克苏市、属下有十儿个团、14团是全师最偏远的地方，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边缘、距农一部师部阿克苏市有160公里，从阿克苏到14团中间隔着一条塔里木河。我们团在河的南岸，去师部阿克苏或其他地方都要过河。当时河上没有桥、过河只能用渡船，人、车都用渡船，可是塔河两举是沙施、沙地上无法建造固定的码头、临时码头河水一冲就坏，船就靠不了岸、又要重新找地方靠岸，要是遇到下雨天，去任何地方没有几天都过不去、东西也拉不进来。另一方面，这个地方是盐碱地，每年的春秋二季、路就翻碱、重一点的车一过就可能陷进去，而且越陷越深，出都出不来。

交通不方梗、物资极度缺乏。14团有5000多干部战士，除了老军垦及少数五六十年代进疆的农业技术人员外，大部分是上海知青。到那一看、没有饭吃、没有油、没有菜、猪、鸡、羊都被杀光了，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没有钱发、也没有衣服。大家都不劳动，一盘散沙。我上任的时候、全团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将近1万人，财务账上只有几百元钱，干部职工有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我说，我到这儿这样怎么办？那时候派的团长政治处主任也是军人，还没有到，只有我一个人先到那个地方，连个帮手都没有、非常艰难。当时职工们都去夺权、搞武斗、团、营、连各级领导都被打倒靠边站了、具体工作没人管。我一到团里，大家都来找我解决问题、白天找晚上找、一批接一批，连觉都没法睡。我通过与干部职工谈话、下连队摘调研，掌握了基本情况后，首先平反恢复团、营、连各级领导职务（三级领导大部份是王震带到新疆359旅的老八路）。第二就是把被造反派关押的（那个时候叫做牛棚里的）干部职工、上海青年都放了出来；开全团干部职工大会，动员和组织干部职工恢复生产，安定人心；积极与上级联系，从外地调运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我到师里将团的情况报告给师领导说，我们团现在的情况，我是弄不下去。没有饭吃，有半年多没有一点油、没有菜、什么也没有。这以后师顿导想办法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八师弄了大约十几车的玉米，玉来在8师是喂牛的，都霉了，我们弄来后就做成窝头、每个人一天3个窝窝头，一顿1个。

当时全家人都眼我一起去了、刚去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团部商店货架上都是空的、什么副食品都没有，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我小女儿刚去的时候、才5岁、当时窝头就是每天的饭，她问我，爸爸我们怎么天天顿顿吃忆苦饭、因为我们在北京时，幼儿园给孩子吃忆苦饭就是吃个窝窝头、那个窝窝头是在玉米面里和了白面，还放糖的。而在14团吃的窝头都是二三年的陈粮、都有点发霉了、很难吃。听到孩子说，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当时我们团干都战士还有家属有近万人，只有二台二吨半的旧卡车，因为缺零件还经常坏、人员外出、农用物资比如柴油和生活用品等都靠它拉、去乌鲁木弃拉趟百货、来回要跑十几天。每次去拉货，车总是装得高高的满满的、东西一拉回来大伙高兴得要命，都排队到商店去买东西。我二儿子当时不到10岁、患了急性肝炎才特批买到1公斤白糖。那时候，孩子过生日只能给他（她）煮一个鸡蛋、除了粮食不够吃，菜也很少，品种单一、只有白菜、萝卜、土豆、没有油没有肉、那时上海知青回上海探家、回来时都是把肥猪肉炸成猪油用纸箱整箱往回带，面条大米什么的，恨不得把上海能吃的都带回新疆。我们住的是土坯房，全家6口人只有二间半房、还有不少职工住的是地窝子、房间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更没有媒气这些东西。吃水用水那要到团部唯一一口离家几百米的深水并去担。烧火做饭、冬天取暖都要靠自已到儿公里外的沙漠背柴。那时我和老伴一心在工作上、经常下连队检查指导工作，与干部战士们一起劳动、吃住都在连队，有时好几天不回家。我的三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s岁、我的岳母年近70、农村妇女小脚。平时用水担不动、就靠大儿子和老人二人抬、夏天还好、冬天零下10几20度，井边结了厚厚的冰，不小心就可能掉到并里。我那小姑娘才5岁、每到周六、日或学校放假，她也要跟着哥哥和大人们走几公里去沙漠拾柴火，背柴火回家做饭和取暖。开始连学校也没有，有学校也没有几个老师。到了收割的时候，孩于都不上学了，都去摘玉米、割稻子、割麦子，摘棉花，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倒是学会了干各种农活。那几年大人孩子们是真吃了苦的。后来我的三个孩子到广州以后，听不懂广东话，那时广州学校的老师讲课都讲广东话，他们也没有办法，又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的，说心里话，我总觉得特别对不起孩子。我自己也是，去的时候是128斤，到那儿过了几年就只有96斤了。

1969年形势基本稳定了，团里和全国一样，成立了革委会。

我作为团政委担任革委会主任。团里，营里，连里都完善充实了领导班子。团党委召开党委会，号召全团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体职工停止派系争斗，团结一致搞好农业生产。我在团党委会上讲，我们是农业团场，过去因为各种原因，全团几千干部职工，2万多亩农田搞的没有饭吃。新疆是瓜果之乡，歌词里唱的牛羊遍地，可是我们却没有水果、蔬菜吃，没有肉吃，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还在团党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年见成效，三年改面貌。当时主要抓几个方面：一是健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把原来靠边站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回到各级岗位上，选拔一批思想正派、群众威信高、有干劲懂技术的年轻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二是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开发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大力兴修水利。这一年我们开了不少荒地。还组织壮劳力与塔河南岸的9团、11团、12团、13团的人一起修上游水库，修干渠修支渠。南疆这一带基本上不怎么下雨，也不下雪，浇水都是靠上游的水库放水。修这个水库是下了大力气的，用了很多人去搞，是一个很大的水库。到现在那一带几十万亩农田还都是用这个水库的水浇地，就是今天的胜利水库。三是在冬天农闲的时候突击积肥。那个年头化肥很少，就是有也买不起，没钱买，买了也运不进来，种地主要是靠农家肥。那时要求每家都挖一个积肥坑，各家把自家的粪便、垃圾、树叶全都倒在这个坑里。家家都有任务，到开春种地的时候每家要完成多少担肥送到地里。那时大家积肥的积极性可高了，不管是大人孩子，见到路上有牛呀马呀拉的粪便都抢着拾回家。我们还组织力量到野外去找维族老乡放牧的牛羊圈。因为牧民夏天放牧，他们白天把牛羊放开吃草，晚上把它圈起来，快到冬天了就把牛羊赶回家。~一个夏天他们的圈里就有了厚厚的肥料。我们就派人四处去找，我也经常带着团部的参谋干事骑着马跑几十公里去找。那时候找到一个牛羊圈那可高兴呀，马上组织人往回运。种地没有肥料可是不行。

经过全团上下的共同努力，第二年我们的粮食大丰收，解决了全团近万人的吃饭问题，还有余粮支援其他团场。后来农一师领导一看14团搞得挺好，旁边的15团情况不是很好，师里决定将15团合并到我们14团。这样一来14团就扩大到1万多干部职工家属。那时压力是很大的，不过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情况越来越好。我们加强管理，坚持开发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小麦、水稻、棉花种植，种葵花、甜菜，搞多种经营。划出一部分农田成立专业果林队，种瓜果葡萄疏菜。成立牧业队，养牛、羊等。让大家有饭吃、有肉吃、有油吃（棉花籽、葵花籽可以榨油）、有糖吃（甜菜可以榨糖）、有瓜果葡萄疏菜吃，提高了干部职工家属的生活水平。

那时我胆子也大，顶着压力鼓励团里的干部职工每家养一头猪、养5只鸡，可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3棵果树（葡萄），利用荒地开荒搞自留地种菜。大家的积极性可高了，觉悟也很高，团里规定，各家养的猪长大以后，要统一交给公家。猪要由公家屠宰，猪肉要全部无偿交给公家，再由公家按人头分发到各家各户。只有猪头、猪蹄、内脏才归养猪户。我1975年离开新疆，1986年我离休以后，先后二次回到了这个艰苦奋斗了7年的团场。每次我回团时，团里的这些老同志知道我回来了，都争着抢着请我到家里坐坐，他们用自己家房前屋后树上的水果招待我。大家都说，很感谢你当年顶着压力，冒着这么大风险支持鼓励我们养猪、种果树，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好，吃水果都不用买了，在自家树上随便摘就行了，这个都是老政委你的功劳。7年一起艰苦奋斗使我和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很深的、我虽然离开了新疆，离开了14团，但他们没有忘记我，我回来以后还经常联系我。

我前边说过、刚到14团的时候，全团就二台小卡车，我平时下连队，路程近的就走路去，远的地方就骑马。由于要经常下基层，所以也经常骑马、那时候因为长年劳累，得不到休息，我的颈椎病非常严重，头歪向左边、不能目视前方，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在坚持工作，骑马下连队的时候都看不到前边的路。后来团里其他领导在劝不住情况下，只好报告给师领导、最后还是师长、师政委下了死命令并专程派人送我去乌鲁木齐的兵团医院接受治疗。等我从兵团医院治疗回到团里后，师领导考虑到我们14团是塔河南岸离师部最远、条件最艰苦的团场，1971年在全师第一个给我们团现发了一台苏联产的吉普车。这也是为工作考虑，因为14团在最南边，每次去阿克苏师部开会就一路顺便拉上13、12、11、9团领导，回来时再一一放下他们。我1992年再次回到14团时，当年给我开小车的驾驶员已经当了14团的副团长，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欢迎老政委回来检查工作，以前你在团里的时候是我给你开车，今天你又回到了团里，还是我来给你开车、接下来我在团里的儿天行程都是由他和其他团领导陪同并由他亲自开车。90年代上海知青返城回到上海，我两次回江苏老家路过上海，每次他们知道了以后，就自发的来了一二百人和我见面，回忆当年一起在新疆艰苦创业的往事。

说实话，70年代初我带领大家“脱贫”，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当时就有原来的造反派的头头告我搞资本主义，要割我的资本主义尾巴。上边也派人来调查，要批判我，好在我们师里和各团从北京一起来的军人们都支持我，特别是我的老首长、我们农一师的政委，他是个老红军，也是从北京空军来的，在北京我们就认识。他说陈光做得对，有事情我来顶着，这样我才过了关。我们那时候人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正派的，那时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好。

我是1975年10月离开新疆的。本来我们这一大批被发配到新疆的人

也没想到能离开新疆了，想着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就在新疆干一辈子吧。后来落实政策回部队，规定哪个单位去的还回哪个单位，都得回来，一个也不能留。特别是那些年老的、生病的干部要安排好。我是空军去的，就分到了广州军区空军。

整理：陈明

编辑：君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