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杀，他真的是被冤枉吗？真相是他根本不冤枉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高敬亭被错杀，坊间流传的说法是：新四军四支队支队长兼政委高敬亭不愿意离开大别山根据地，违抗派部队挺进皖东的命令。新四军军长叶挺去处理此事，决定处决高敬亭。在未得到军部和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报告给了蒋介石。老蒋看到电报欣喜过望，高敬亭曾是国民党悬赏十万而不得的红军将领，这一次可以除掉何乐而不为，遂立即批准。高敬亭被杀三小时后，延安电报到来：刀下留人！

这个桥段情节虽短，但跌宕起伏，不由让人为高敬亭之死感到惋惜。那么，真实的历史是否真如上述桥段所说？高敬亭被杀有什么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高敬亭真的是被冤枉的吗？

由于有些历史资料还未公布，只能通过现有的可查询到的资料，还原一下高敬亭案件的历史本来。

高敬亭其人

高敬亭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曾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从1939年6月高敬亭被处死，到1977年4月平反，这38年间对高敬亭的评价都是否定的。由于高案的原因，红二十八军和四支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董店乡一户贫农家庭，小时候因家贫没有念过书，十几岁就上山给地主“扛活”，农闲时候跟一位亲戚学杀猪，是远近闻名的杀猪匠。黄麻起义后，受革命思想影响，高敬亭积极投身到开创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洪流中，参加了红军，于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苏维埃粮食委员、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

高敬亭的历史功绩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鄂豫皖红旗不倒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于1932年、1934年离开根据地后，高敬亭作为我党在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在远离上级党的情况下，重建红二十八军，指挥红军和游击队，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转战鄂豫皖三省45县，独立自主地领导并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同时也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红28军军部旧址：七里坪蔡家祠堂

　　二、为我党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

1935年初红二十八军成立时仅1300余人，高敬亭从部队抽出骨干分派到各县，健全和发展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组织。红二十八军拖住国民党梁冠英第二十五路军、刘镇华第十一路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以及鄂豫皖三省保安团等百倍于己的强敌，尽管在艰苦的战斗中经常遭受损失，但总是能不断得到补充。到1937年9月仍然有1500余名红军和便衣队下山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

红二十八军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三、发展和丰富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一起，结合实际情况，总结出许多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游击战术。如“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缴获大则打，伤亡不大则打；反之则不打”的作战原则；“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作战方针；“化装奇袭”、“杀回马枪”、“分兵合击”、“避强击弱、避实就虚”等战术。这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我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四、成功地达成了国共岳西谈判

七七事變爆发后，高敬亭在鄂东北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消息。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高敬亭率部从鄂东转移到皖西，寻找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商议。7月13日，高在岳西县南田村与何会面，看到了由交通员姜术堂从西安带来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经研究分析，他们对国共即将合作抗日的消息确信无疑。

红28军代表何耀榜与国民党代表刘纲夫谈判旧址

7月14日，高敬亭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商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具体方案。15日上午，高敬亭派便衣队交通员金孝广，把致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的信，送到岳西县第三区蛇形岗炮楼（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

1938年初，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中）与高敬亭（左）何耀榜（右）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在岳西谈判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高敬亭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最终在停战条件、部队集中路线、集中地点及军需给养等方面达成了有利于红二十八军的协议。岳西谈判是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首次和谈。

高敬亭的功绩很大，但是，不能回避和否认他的严重错误，总结起来主要有下面几条：

一、在鄂豫皖根据地追随张国焘、沈泽民（茅盾之兄，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积极肃反，错杀了不少好同志。

人们一般都知道戴季英是有名的肃反专家，但是高敬亭也堪称肃反专家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张国焘的肃反与沈泽民的肃反又有所不同，张国焘是通过肃反排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而沈泽民仅仅是较左倾。

徐海东回忆，曾经有一次，手下的团长、营长等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被抓起来，有的被处死，他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戴季英准备把他也抓起来。恰在此时传来了敌军进攻的消息，徐海东想，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在战斗中牺牲。他指挥部队埋伏起来，枪响后，徐海东率先跳起来一手拿枪一手拿大刀，发起了冲锋，下面的干部战士们看到军长（此时他为副军长，军长吴焕先）带头冲锋，纷纷冲了出来，挡在他的身前。

战斗获得了大胜。战后，沈泽民握着徐海东的手对众人说：“以后谁要说徐海东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高敬亭的肃反则有点像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西征后，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等人重建红二十五军，全军约七千人，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吴焕先任军长，政委王平章。徐海东任红七十四师师长，政委戴季英，高敬亭任红七十五师政委，姚家芳任师长。结果，作为政委的高敬亭通过肃反，将师长姚家芳及以下近千名指战员处死。

上一篇文章说过，高敬亭重建红82师，他任政委，师长林维先（开国中将），他也是以肃清“第三党”的名义将林维先抓了起来，本准备开了公审大会后处决，后经全师红军指战员求情担保，方才改为发配到苦工队。

所谓第三党，就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以邓演达等一批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团体，以区别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由于第三党中有许多黄埔学生，因而，张国焘在鄂豫皖针对第三党的肃反使得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仅存徐帅一人），之后，肃反扩大化，大批有独立思想的工农出身的红军指战员也被波及。

、如果说1934年之前的肃反高敬亭只是积极的执行者，那么鄂豫皖省委带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作为鄂豫皖地区我党的最高领导者，在三年游击战时期的肃反中，他成为了领导者和决策者。在这一段时期的三次肃反，江求顺、吴保才、余雄、芦丛珠、罗作凡、刘寅宾、刘正北等一批地方党和部队的领导骨干被处死，协助他成立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助手徐成基被逼死。

二、自高自大，排斥中央派到四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和何耀榜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转到延安。报告中详细汇报了红二十八军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同时提出，“祈上级急急的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在高、何二人写信之时，中共中央派来的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人已经于8月15日从延安出发，奔走在来七里坪的途中了。

郑位三

郑位三是位老革命，曾是高敬亭的老领导和学习文化的老师。红二十五军长征前，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赠送给高敬亭一枝毛笔，勉励他好好学习文化，提高自身素质。郑位三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皖，7月2日，毛泽东还亲自出面，找他和随行人员集体谈话，就相关问题作出许多重要指示。中央原先的决定是，郑位三任四支队副司令（对内为政委），肖望东（开国少将）担任政治部主任。

郑位三、张浩和徐海东

郑位三到任后，首先指出高敬亭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中国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委任状是个错误，因此时国共双方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谈判还无结果，而中央的意图是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一支抗日部队，国民党此举意在分化我军。经郑位三解释后，高敬亭立即接受，用计将国民党方面代表刘纲夫灌醉，将委任状偷偷放回刘的皮包。

但是随后不久，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关于鄂豫皖肃反（包括其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决定，同时，对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期间搞肃反提出了批评。这让高敬亭大为光火，认为是针对他个人的。

三年的游击战艰苦卓绝，又远离上级党的领导，不仅坚持了下来，打了不少胜仗，队伍还有所扩大，成绩斐然，这让高有点膨胀，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永远正确，接受不得批评。

于是，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四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四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正在延安接受审查的戴季英（因在陕北搞肃反，最有名的事就是抓了刘志丹）得以出山。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4年，红25军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戴季英也是老资格，参与领导过黄麻起义，他也是高敬亭的老领导，红二十五军长征时任参谋长。然而，戴季英抵达的当晚就与高敬亭为东进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戴季英是正确的，因为四支队东进是中央的决定，他的错是在方式方法上。

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代表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本来，戴季英是来任支队副司令，实际上就是政委，但是，高敬亭玩了个釜底抽薪，宣布戴季英为政治部主任。

这里就要提到某集团的五号人物江腾蛟（最年轻的开国少将），他8岁就参加革命，是有名的红小鬼。江腾蛟此时在四支队担任机要秘书，高敬亭认为他与戴季英走得比较近，派人将他抓起来严刑拷打，扬言要搞肃反。半夜，江腾蛟趁看守不注意，偷偷翻墙逃了出去（据江腾蛟回忆，他听到看守说准备后半夜将他处死）。此后，江腾蛟到五支队任连指导员，一步步成长为著名将领。

80年代初审判现场，唯一敢做敢认的

戴季英本就是肃反大师，也知道高敬亭肃反手段的厉害，在此情况下，戴季英和上级派到四支队工作的干部集体出走，匆忙逃到高敬亭控制不到的四支队八团。这就是有名的“新开岭事件”。

三、违抗军令，抵制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东进指示

1937年12月27日，高敬亭抵达汉口新四军军部筹建处，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从这封电报就能看出，中央已经从战略高度给未来的四支队指明了敌后抗战的作战地域。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给新四军发电，勾勒出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战的发展蓝图，其核心要义就是：东进！东进！东进！六届六中全会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发展规划更加清晰：巩固华北，经营华中。其中，除部分八路军南下支援外，经营华中的主要任务落在新四军肩上。

徐州失守后，皖东成了敌后。日军的攻击重点北方在推进到黄河，中部在攻占武汉，南方在占领广州，因而，皖东的日军不多，兵力空虚，正是我军建立根据地大力发展武装的机会。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和游击队整编后开赴抗日战场，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东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是中央的决策，也是蒋介石给新四军的命令。对于新四军四支队来说，开赴皖东敌后，是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如果不东进皖东，也就没有后来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没有新四军第二师的发展壮大。

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皖中

高敬亭原以为凭借自己劳苦功高，新四军成立后能够在军部有个职务，但仅被任命为四支队司令员，大为不满，在武汉军部就曾经闹情绪，放着客房不睡，带着警卫员在二楼走廊打了两天的地铺。对于中央四支队向皖东敌后挺进的决策，他内心是抵触的，但又不敢明确不执行，因而，部队下山整编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仅有不受其控制的东北抗日挺进队和四支队八团进入皖东，由于力量不足，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局面并未完全打开。

四、任人唯亲，驭下不严，造成杨克志叛变的严重事件

上一篇文章说过，高敬亭的两任秘书杨克志、胡继亭和警卫员曹玉福深受器重，这三个亲信在鄂豫皖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林维先等久经考验的红军将领。

1939年5月20日，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各带一个警卫班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就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杨、曹二人的叛逃受到高敬亭的指使，但他起码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

高敬亭对下属亲疏有别，以致于许多人对其有意见，只是畏于他的权威不敢有所表示。杨、曹二人叛逃后，军部和江北指挥部急令九团向七团靠拢，避免事态恶化。然而九团却接到了高敬亭按兵不动的截然相反的命令。这一次，九团团长詹化雨（开国少将）、政委胡继亭的党性战胜了对高的盲从，迅速带部队前去稳定了事态。

前面的文章说过，高敬亭依靠人多枪多，吞了同级的鄂东北道委领导的独立团（以该独立团为主组建了九团），同时，对豫鄂省委领导的抗日独立团（后改编为八团）也很有想法，想加以安插、控制，以致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四支队的隶属关系。这些都对四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谁应该对高敬亭被错杀负责

1975年11月，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给毛主席上书，要求为父亲平反。信中说：我们高家与国民党有血海深仇，我爸爸是打国民党的，最后却被国民党蒋介石下令杀害......

接到来信后，毛主席当即批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结果向主席汇报，说未查到中央批准处决高敬亭的文电，但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主席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高敬亭作为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处死的高级干部，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主席生前的批示，发出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文件明确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高敬亭

从平反文件也能看出，中央的结论是高敬亭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有功，但也犯有严重错误，不过是可以教育的。那么，为什么高敬亭一案最终会发展为枪决？到底谁该为高敬亭被错杀负责？

高敬亭一案最根本的缘由是他对中央和军部命令四支队挺进皖东抵触，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按照时间轴理顺一下高敬亭被杀案。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三年来鄂豫皖根据地首次与上级取得联系。信中除了汇报工作，请求中央增派干部，还提到了一件事：“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1937年8月24日，此时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徐向前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有资格以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部及西北革命委员会写信的，仅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西路军倪家营子失败后，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途中陈昌浩生病，徐向前独自一人回到延安，而陈昌浩则返回鄂豫皖。估计是因为兵败无法向中央交待，想在鄂豫皖打出一片天地将功折罪，但到了英山活动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遂返回延安。8月24日的这封信估计是陈昌浩返回延安前托人转送高敬亭。

张国焘南下失败被迫与二方面军携手北上，此时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背上了包袱，有的就想在新的地方打开局面好为张国焘及他们自身加分。中央给西路军定的是可进可退，实在不行就撤回黄河，但他们被良好的开局迷惑，继续西进，终致失败。虽然最后锅由张国焘背了，但其实很多人都有小心思，就不多说了。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这说明，中央对于鄂豫皖的山头主义是警惕的。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

3月8日，新四军第四支队誓师出征，开赴敌后抗日战场。

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从这些来往电报可看出，高敬亭确实不令人放心。这一个阶段，1938年4月，张国焘叛党，并到处联络其旧部，派人到大别山散发告同志书。高敬亭是张国焘火箭提拔起来的亲信，为此，中共中央长江局特地派了参加过一大的德高望重的元老董必武，在新四军军长叶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陪同下，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从人员组成就可看出，级别不可谓不高。

下图，1938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中)陪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董必武(右)、叶剑英(左)来到舒城西港冲视察新四军第四支队。

6月，“新开岭事件”发生，上级派到四支队工作的戴季英等干部连夜逃离。

7月3日，四支队直接的上级党组织，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8月，四支队八团挺进皖东，支援东北抗日挺进队。但是，高敬亭控制下的四支队主力七团、九团、手枪团仍继续逗留皖中。

为了说服他，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张云逸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指定皖东地区为四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但即使这样，高敬亭仍然反对。张云逸只好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4月18日，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四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

4月21日，项英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其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4月27日，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在江北的部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等人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四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

据《邓子恢自述》：“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

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曾经给高敬亭做工作的领导同志很多，其中不乏高级领导，但是几无效果。为了增加分量，项英向延安中央书记处发电，再从延安将此电文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599页）

在此之前，中央、长江局及后来的中原局、新四军军部、安徽省工委等，对高采取的都是命令、说服、教育、推动、挽救等工作，但是，高不为所动。叶挺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和军部命令四支队东进的命令，并说出了“限两星期必须出动”的话。在会上四支队的干部情绪很高，纷纷表示遵照中央和军部的决定，高敬亭也是举手同意的，但在叶挺走后，他却命令七团和九团继续按兵不动。不得已，叶挺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给七团、九团下令，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进入青龙场地区。

5月20日，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两个警卫班叛逃国民党桂系。杨、曹二人的叛逃很可疑，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因无证据，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杨、曹二人的叛逃，详情可看我上一篇文。

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电给重庆的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此时，叶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

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军部：“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以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负责人和军队指挥员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领导和将领。据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发表在新四军军报）的报道，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从叶挺的发言，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

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高敬亭错失了一次次被挽救的机会，最终，已失去耐性的在江北的众多党、军领导不再采取批评教育和挽救的立场，向上提出杀高的下下策，最终酿成高敬亭一案的悲剧。

6月24日，高敬亭被叶挺带去的警卫班枪决。

7月16日，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皖南云岭举行，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

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经项英批发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对叶挺在反高斗争中“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同样给予了肯定和高度赞扬。

从上述可知，所谓的叶挺冲动之下，又接蒋介石同意枪决的电报后处死高敬亭，纯属无稽之谈。高敬亭是挂少将军衔的支队司令，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报仅仅只是履行一下表面上的正规手续。老蒋悬赏高敬亭人头不得，这次自然落个顺水人情。

叶挺虽然是军长，但只是党外人士，他是没有权力处死高敬亭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陈老总在41年华中高干会议上把责任归于叶挺，也只是事件的局外人的猜测和放炮。

1953年毛主席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高敬亭被杀一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

戴季英1977年平反后，面对关于高敬亭一案的提问，表示：“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从当时的戴季英的职务来说，戴季英打打小报告，做做其他人的工作可以，他虽然与高敬亭有矛盾，但是没有对司令员执行枪决的决定权，当时在江北的许多人职位都在他之上。

主席晚年在给军委的批示中，表达的意见是”怀疑主要是项英“。注意也仅仅是怀疑，不是肯定。201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纪念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研讨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宣传革命历史涉及高敬亭被错杀如何处理的有关指示，“不能再出现把责任归于项英同志的内容”。

高敬亭故居

理顺整个高敬亭一案发展轮廓，高敬亭被杀是在江北的党和军队领导同志，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集体亮明态度，在请示上级后对高敬亭执行枪决。要说责任，大家都有，但高敬亭被错杀最大的责任人其实就是高敬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