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竹沟

罗平均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发展中原地区的战略布置。但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却违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抛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给党的工作造成危害。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刘少奇化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

中原局成立后，为尽快打开华中抗战局面，根据华中的实际，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个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区党委和豫西、豫皖苏省委。明确规定：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

1938年12月24日，朱理治、李先念、郭述申、谭希林、向明等带领中原局机关先期到达竹沟，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布置工作，组建豫鄂边、鄂豫皖区党委。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竹沟。他首先向各级干部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先后听取了朱理治和钱瑛关于河南、鄂中、鄂西北等地区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彭雪枫部代表刘玉柱关于发展豫皖苏情况的汇报。根据各地情况，刘少奇全面地规划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对各地党的中心任务分别给以明确指示，并迅速调整、充实和完善了各级领导机构，加强了中原各地党的领导。至1939年3月中旬，中原地区已先后建立豫鄂边、鄂中、鄂西北三个区党委和鄂豫皖、豫皖苏、豫西省委，为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确立共产党在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组织基础。

为肃清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原局十分重视党的思想教育。通过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批判王明的右倾错误，实事求是地指出党在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刘少奇先后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报告，成为当时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的行动准则，对加强中原地区党的思想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1939年1月至11月，中原各区党委由于坚决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原局的指示，广大党员干部很快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豫鄂边区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地方党员发展到一万多人，主力部队发展到一万多人。豫皖苏边区部队扩大到9个团12000余人，并建立了边区联防办事处和10多个县、区政权。至此，在中原局成立后的10个月中，初步扭转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华中地区造成的被动局面。

为尽快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中原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的重要指示。1939年元月17日，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多人从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1939年4月，中原局又派陈少敏率领400多武装和一批干部南下与李先念、陶铸、杨学诚等率领的部队汇合。遵照中原局指示，鄂中、豫南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政委职务)。整编后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挥师打击敌伪，很快打开了豫鄂边的局面。1939年10月，中原局针对形势变化，将豫鄂边区的抗日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实现了豫鄂边区党和武装全面统一。整编后的豫鄂边区革命武装发展到9000多人，6个主力团，奠定了豫鄂边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

在开辟武汉外围的同时，中原各地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939年底，在徐州外围活动的彭雪枫、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已发展到五、六千人，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执行东进、北上方针，进入扬州、泰州、天长地区。第四、五支队开辟了皖东敌后游击根据地，很快地打开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抗战的新局面。从中原局建立到1939年冬，华中新四军先后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中原局领导的地区由过去的几千部队发展到3万多人，初步实现了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目的，为全面创建华中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原局在竹沟，利用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公开名义，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汝南、南阳专署和确山、沁阳、桐柏、信阳、遂平、唐河等县政府及周围驻军的统战工作。经过努力，确山县当时的50多个联保处有41个被共产党掌握。国民党汝南专员张振江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在汝南创办了青救会、剧团、《半月刊》。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再三拒绝或消极推卸攻打竹沟的指令。国民党信阳县长李德纯把县常备队和部分警察拉到山区主动和共产党合作，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六十八军刘汝明部，驻扎距竹沟十几公里的地方，通过上层关系，与其开联欢会，帮助其运输，尤其是在日军进攻唐河时，竹沟派部队配合其行动，双方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1939年11月，国民党一战区司令卫立煌和河南省党部三次电令其“相机剿灭竹沟”，他始终拒绝。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兼河南省省长，其部下抗日热情很高，在该部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负责人王新纲，团结争取了一些上层军官，使其掩护和支持河南省的群众抗日宣传活动。同时还对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七十七军冯治安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其部队吸收了大批抗日进步青年，在部队中、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国民党第一、五、六战区司令部，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统战工作。刘少奇在来中原途中和彭德怀一起到洛阳，就有关一战区两党合作问题同卫立煌进行了交谈。刘少奇到竹沟后，又派豫鄂边区党委统战部长刘贯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襄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协商在日军侵犯桐柏山、大别山地区时，双方合作抗日问题。通过做工作，了解到国民党准备向共产党进攻的内幕，使我们有了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思想准备。通过对友军的大量工作，在当时时局不断逆转的情况下，瓦解国民党的反共阵营，在整个抗日战争和以后解放战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原局还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团结进步的和中间的上层知识分子，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人士，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社会科学工作者邓楚云、留苏经济学家裴济华都曾到竹沟工作。通过工作，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如嵇文甫、胡石青、徐旭生，国民党左派和中间人士徐述子、张了且、刘国明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国统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原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给予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1939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撤换了一些进步县长、专员。同时，策动地方顽固县长、专员，公开反对共产党。针对这种情况，中原局指示各地党委进行坚决斗争。利用被撤掉的县长、专员发表宣言、文告，指责当局政策的错误。特别以信阳被撤县长李德纯的名义写文章，在各报馆发表，历述维持信阳的功绩，对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939年6月14日，国民党豫鄂皖游击司令黄瑞华部袭击我新四军第六大队罗山杨家店通讯处，制造了“杨家店惨案”。对此，中原局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指示郑位三向廖磊提出严正抗议，一面派人瓦解黄部，并从平汉路西调两个大队赴路东与六大队配合回击顽固派。在豫皖苏边区国民党也以东北军骑六师何柱国、西北军第四十军及青海骑兵第八师等部向西华、沈丘一带推进，企图制造磨擦。周口国民党专员刘莪青也秉承上司旨意，乘机解决我西华地方党掌握的国民党第一战区第七路军武装，造成了豫皖苏边区的形势危机。中原局指示彭雪枫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主动同何柱国谈判，晓以利害，申述中共和新四军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并做好自卫准备，将西华部队整编为游击队总队，从而粉碎了顽固派的阴谋。

中原局在竹沟期间，积极组建抗日基干队伍，输送到中原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仅1939年1月至11月就向鄂豫边区和苏皖地区派出7批部队，达3000多人。开办教导大队和党训班及电台、机要、卫生、司号、青年、妇女等专业训练班，为中原敌后培养党的军政干部和技术干部；同时，在竹沟创建了中原局印刷厂、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保障机构；从延安来的大量的文件、书刊和军政干部，都经竹沟送到敌后，竹沟被当时人们誉为“小延安”。

1939年9月，刘少奇从延安回到竹沟，这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准备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中原地区形势日趋紧张。中原局“估计到敌人反共高潮即将来临”，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和武装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对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指出：中原各地敌后抗战力量已经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已经开辟，新四军在华中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竹沟作为战略基地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决定把指挥中心转移敌后，缩小竹沟机关，把竹沟的大批干部和部队输送敌后。10月中旬，刘少奇带领中原局机关和部分干部、部队340多人东征苏皖敌后。朱理治从竹沟率领600多名干部和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正如党中央和刘少奇所预料的那样，在中原局及有关领导机关离开竹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原局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路线，坚决纠正王明右倾错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确立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战地位，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