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军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 作为一名军人， 却未能参加战争， 这是我 30余年军旅生涯的最大遗憾；作为一名军事记者， 却有幸采访 200 余名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又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大收获。

      1968 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作为江苏省军管会的警卫战士， 我有幸见到了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江苏省军管会主任的许世友将军。 在一座森严的院子里， 我们一个排的官兵列队站在楼下的走廊两边， 手举着《毛主席语录》，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终于一位穿着棉衣棉裤的矮个子军人从楼上匆匆而下，在我们中间穿过，后面紧跟着一群警卫。尽管当时我们挥动着红宝书，十分起劲地喊着“向许司令员学习！”“向许司令员致敬！”的口号， 但这位传奇人物的黝黑的脸上毫无表情， 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和我们每个人握手， 甚至连挥手的动作也没有，就匆匆走出了走廊。我不知道当时将军有何感想，而我们这批新兵却兴奋不已，当天晚上许多人趴在床沿上给家里写信，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我见到了许司令。”

   时隔不久， 我们这个连队到南京九华山军区三所， 负责看押一批“走资派”。 也就是这时，我见到了王平将军。 和许世友将军完全不同，王平将军此时属被打倒的“黑帮人物”， 关押在一间仅有 9 平方米的小房间内， 房子里只有一桌一床一凳。 我们的任务是在走廊上站岗。当时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使我对他有点疏离，只与他简单地对话，如他上厕所时要先喊“报告。”我说：“干什么？”他答：“上厕所。”我说：“去！”他才能去。有一个星期天，当我带他的孩子们来见他时，竟意外地看到他笑了，笑得是那么和蔼，不像一个坏人。1996 年春，我到北京采访王平将军时，谈起这段经历，老将军感慨不已，并挥毫奋笔“天翻地覆慨而慷”条幅送我。

   人的青年时期是偶像崇拜时期。 作为一名新兵， 我为能见到许世友将军和王平将军而自豪。因为他俩都是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一位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一位是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对于我这位小兵来说，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也就是这时，将军的形象尽管仍然裹着一圈神秘的色彩， 但在我年轻幼稚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压根也没有想到以后能和这两位开国上将面对面地交谈。

   那时， 开国将军们的传说在军营里流传不衰。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从一名基层新闻骨干成为新华社军事记者时， 有机会接触和采访了更多的开国将军， 我心目中的开国将军和一个个具体鲜活的形象融为一体了。

   我采访的第一位开国将军就是许世友将军。那天，随着一阵下楼梯的“咚咚”脚步声，面孔黝黑、身材壮实的许世友将军旋风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未容我寒暄，将军便用有力的大手，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劈头就问：“记者同志，你要我谈些什么啊？”将军回答我的问题和他打少林拳一样干脆利索， 三言两语就完了。 接着又问：“记者同志，还有什么呀？”幸好我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采访得以顺利进行。据将军的秘书告诉我，这次采访是近年来许世友将军会客时间最长的一次。

   和许世友将军完全不同， 陈士榘将军接受采访时则是另一番风景。 他推开家人的搀扶， 缓缓地从卧室移进会客厅。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在华东战场“出了大风头”的将军，虽然已年逾八十，仍风头不减。他头戴黑色花锻圆形帽，身穿红色对襟大褂，红黑对比中显高贵典雅。将军的夫人李峥向我介绍，将军已多年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写的那份采访提纲， 将军看后很惊讶， 说：“这位小同志还可以和他聊一聊。”没想到我们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天。

   当张爱萍将军拄着拐杖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在抗日战争中被李宗仁赞为“后生可畏也”的将军，这位被誉为“军中才子”“马上诗人”的将军，这位在“文革”后期被“四人帮”视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的将军，这位为中国航空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将军，竟是如此谦恭随和，使我顿时放下了拘束。当我向将军提出合影留念的要求时，他不但欣然应允，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居中。这种平民作风， 与时下那些当官作老爷们的做派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

   当我敲开扇扇曾经喧闹而今沉寂的将军府的大门时， 我不得不惊讶于被渐渐淡忘了的他们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这种辉煌是和平时期的任何人物都难以企及的；不得不惊讶于曾经被宣传机器制式化了的他们的丰富的个性， 这种个性的张力甚至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得不惊讶于半个多世纪他们人生经历的艰难奇特， 这种奇特人生以至于使任何想象力的传奇都变得苍白无力；不得不惊讶于正史之外的材料依然那么丰富那么精彩，而这些材料在当今社会竟然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我似乎意识到我有责任将这些感觉传达给我的读者们。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的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将军， 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 至今他的事迹仍鲜为人知，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老将军扒开自己的上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起码30 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是逃兵！”当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言此豪气冲天。一年后的一天，我竟意外地接到了老将军去世的电话通知。

   刘昌毅将军也是一位被称为“猛张飞”的战将，他的全身差不多每一个部位都有战创的记录，包括最暴露的部位和最隐秘的部位。在老将军临终前的日子里，特意把我叫去深谈了一次。 他断断续续向我谈了一次重要战斗经历的来龙去脉。 当时他还谈到一位作者不采访就编造了他和许世友斗酒的故事， 告诫我：“一定要实事求是。”从此以后， 老将军的警句鞭策我的写作。这次采访后，我也永远失去了再次采访他的机会。

   被称为“冷面虎将”的王必成将军，接受我采访时已经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半瘫老人，他每说一句话都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强打精神，简单地回答了我提的一些问题。临别时，老将军挥挥手说：“记者同志， 你来得太迟了， 要早来几年就好了。”想不到这竟是我和王必成将军的永诀。

   我是 1982 年采访许世友将军的，一年后我带着未收集完的资料参加了将军的追悼会。

   当我写完聂凤智将军的初稿时， 传来了将军去世的消息， 以至于我的文章发表时成了将军的悼文。　

   刘震将军是在病床上读了我写的文章， 他特意委托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文章已看过，同意发表”，不料过了十多天，将军竟离我而去。

…………

   是的， 我的动作是迟了些。 正因为迟了， 在采访开国将军们时留下了许多无法挽回的遗憾。首先，我未能直接采访 10 位开国大将和部分开国将军，因此只能根据他们的亲友和部属的回忆来描摹他们。其次，我的采访对象大多已年逾花甲，他们中许多人年老体衰，无法让我有较多的时间进行采访，有的甚至记忆产生了问题或紊乱，还有的因历来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精神伤害， 使我始终无法打开他的心扉。 再次， 在我采访这 200 余名开国将军的过程中， 其中有半数以上相继作古， 他们带走了我准备采访而未能及时采访的许多宝贵的记忆。

   我在采访开国将军的过程中， 不但了解了他们的经历， 也接近了他们的生命， 接近了那些让我感动的生命，也就是生命原色所闪耀的辉煌。我的生命已融入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命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去做。

我不能忘记宋维栻将军，凡是老同志有什么活动，他立马打电话给我：“小吴啊，有一个活动，你是不是考虑参加一下。”既像命令，又像商量的浓重的安徽金寨口音，使我无法抗拒他的指令，也牵引着我认识更多的开国将军，知道更多的新鲜故事。

   我不能忘记苏静将军， 一次他到广州开会住在中国大酒店， 将军一住下， 就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约我去谈谈。那天晚上，老将军给我谈了在东北战场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他告诉我他准备整理一份从一军团到四野总部情况的材料。 可惜的是他的愿望并未能实现。

   我不能忘记萧克将军在接受我采访时，欣然命笔为我写下了“求实”两个大字。当时，老将军一边挥毫一边教诲道：“做人要诚实， 办事要诚实， 写文章， 特别是写历史更要诚实。”

   可以说， 我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已经远远超出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界限， 以至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忘年之交。

     1993 年秋，我到北京出差，不慎骨折——股骨断裂，左手臂粉碎性骨折。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胡奇才将军竟出现在我的病床前。那天，80 岁高龄的老将军慈祥地望着我， 他夫人王志远把煮好的汤双手端到我跟前。 老人摸摸我受伤部位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对我说：“动一动。”我动了一下，他高兴地说：“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我受了六次伤，医生检查时也这么问， 指头能动， 就好办。”此后， 胡奇才将军每星期都要送汤来， 或猪蹄汤，或鲫鱼汤，或红枣汤，有时他有事，就叫他夫人和孩子送来。后来，我和胡奇才将军的书信联系一直持续到老人告别人世。

   “人到中年应不惑，胸怀宏愿天地阔，世事艰难如浮云，一时得失不屑顾。”这是魏佑铸将军于 2000 年 9 月写给我的一首诗。也不知老将军怎么得知我直言不讳与一位自以为是的领导产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而遭非议。 他担心我受不了太大的压力和打击， 特意写了这首诗开导我。那天，满头银丝、步履艰难的老将军亲自驱车赶到我家，把这首用毛笔端端正正抄的诗作递给我。 老人还给我谈了许多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 将军讲的是自己的情况，实际上是在开导我。我心中顿时充满了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感到， 我的生命已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重负。 三户亡秦之志，九章郢之辞，即出自当时士大夫之手。开国将军们尚在人世，如果我们今天不抓紧时机采访， 我们的后来者要做这件事将会更加困难。 我明明知道此类著作既非史料之正统，亦非文之主流，但我也要勉力为之，将我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尽量接近真实地记录下来。

   开国将军们的经历非常人所能及， 可以说几乎每一名开国将军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波澜壮阔的书。 面对如此丰富的宝藏，我深感自己才情不足而力所不及， 我只能写他们的片段和枝节，写他们的性格和某一个侧面。 这些并不能反映他们一生的全貌或主流， 只能局部地反映他们人生的经历。 这本书不是战争史，也不是人物传。 反映他们一生的全貌和主流的传记或史诗有待更有才华的作家去完成。我也深知我的文笔难以反映开国将军们个性飞扬的形象， 惊心动魄的经历， 因此我只能采用以笔实录的方式，口述历史的方法，把功夫下在采访上。我不讳言自己缺乏灵气和才华， 也不讳言我在这本书上所下的功夫。 十多年来我几乎利用了所有的节假日，到北京、 成都、 沈阳、 南京、 济南、 武汉、 福州、 长沙等地采访。 如今面对着一箱子采访笔记本和上百盘采访录音，我似乎感到有点悲观，仅仅是这本书确实愧对它们，也愧对自己的劳作。所幸我的采访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例证之一就是有许多我发掘出的轶事， 在报刊发表后，竟然有许多朋友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这些轶事能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虽然它们没有打上我的专利的印记。

   我不想说明什么、论证什么，我只想尽可能接近事实地叙述什么、描摹什么。但就是这样也很难。开国将军们的经历曲折而复杂，性格独特又多样，即便是同一件事，各人站在不同角度，所表述的事实也不同，何况又是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以至于距那个时代很远的我们，确实很难把握其中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因此，我的笔只能向读者展示表面的、片面的印象，个别的、局部的情景，他们自己叙述的或者知情者叙述的事实。这些也许能反映出事实的真相，也许曲解了事实的真相。

   在我们走进 21 世纪的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军们正在消逝。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军， 但我却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但具有欣赏性，也具有哲理性。尽管我们所处的社会与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苦难和死亡是人类永远要面对的课题。 开国将军们的所作所为是人的生命力最旺盛的表现， 在战争年代表现为英雄主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乐观主义。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他们的故事就不会过时。

---广州新四军研究会《激情岁月之真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