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说的游梦权

“老郑，我们要分手了！”1937年9月的一天，政委游梦权忽然心事重重地来向我道别。

自从这年的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抗日热潮波澜壮阔，举国上下，一致要求蒋介石切实履行“西安事变”签订的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获得广泛响应和支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表了致国民党当局、粤军的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扬和拥护。参加“清剿”的国民党士兵和低下级军官，常常朝天放空枪，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连住在漳州的龙岩“反共大王”郑碧山也支持红军的主张，以同乡会名义发表公开信，向国民党军政当局呼吁和平谈判。此前不久，党中央已派张云逸同志到福州，与福建省主席陈仪进行谈判。经过民主人士斡旋和向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迫于形势和民意，国民党闽西军政当局接受我党的和谈主张，在闽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闽西红军游击队开始集中，并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准备北上抗日。我奉命带领部队，正要到闽西的“莫斯科”——龙岩白土集中。

“怎么，要高升啦？”我打趣地说。

“不是。”他摇摇头，无奈地叹口气，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部队不久将要北上抗日，还要留下‘种子’在闽西坚持斗争，争取将来开花结果。毛主席也有‘埋头苦干，长期隐蔽，积累力量，等待时期’的16字指示。我真想飞到抗日前线去啊。可是，组织上考虑我是本地人，便于长期隐蔽，让我当‘种子’。我是党员，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留下不走啦！”

两个朝夕相处，共同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就要南辕北辙，天各一方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奔向哪里，他将扎根何处。我去北方，迎接抗日的枪林弹雨；他在南方，面临白色恐怖的搜捕屠杀。我俩都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相逢之日，更想不到在哪年哪月重逢，只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滋味浸渍心头。

我们俩互相紧紧拥抱着，嚎啕大哭。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盼着等着你胜利归来！”好久，他才哽泣着，随手折一把山野盛开的金黄色野菊花，当作送我远行的礼物。

我解下不久前缴获的一支新驳壳枪送给他，动情地握着他的手，说：“等一打败日本鬼子，我就到闽西来寻你找你！”

他凝重地点着头，转身走了。

我睁着热泪盈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送他逐渐远去。

他走了，身影消失在碧涛澎湃的林海里。可是，在我泪珠闪烁的眼中，他的身形笑貌却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游梦权，原名游和顺，福建上杭人。1929年，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两次进入闽西，先后解放长汀、龙岩、永定和上杭、连城等县，使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领导创建的闽西苏区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为了粉碎敌人发动的大“围剿”，党中央号召扩大红军，闽西人民参军参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上杭县的扩红成绩更为突出。1931年11月，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正在中学读书的游和顺毅然参加红军，后来一直在红一军团做政工干部。

1934年4月，为牵制敌人向中央苏区的进攻，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派红八团、红九团深入闽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和顺就是在这个时候，随邱织云和另十来个政工干部一道，从红色首都瑞金来到上杭泰拔，以泰拔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红八团，由会说本地方言的丘金声（1930年参加红军12军，来红八团前是“红军大学”学员）任团长，邱织云为政委，魏金水^[1]（原泰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游和顺为组织干事，伍洪祥为青年干事。红八团活跃在漳（州）龙（岩）公路沿线，毁公路、炸桥梁、打军车、剪电线，伏击敌人，摧灭民团，扰乱破坏敌人大后方，为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立下汗马功劳。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红八团活跃在永定、南靖、平和、大埔、漳平一带崇山峻岭之中，开展游击战，战功卓著。

1936年6、7月间，我从一支队（原一分区）调到三支队三大队以后，我任大队长，游和顺任政委。后来，三支队在永定象山科背楼遇敌埋伏，遭受重创，支队长阙树槐、政委邱尚聪同时壮烈牺牲，闽西南军政委会临时任命我为支队长，游和顺为支队政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俩一直亲密合作，携手战斗。

对于他在红八团的出生入死，他总是谦逊地笑笑，只字不提起，因为从瑞金回到闽西，回到家乡，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才将游和顺，改成游梦权。至于为什么叫“梦权”，是不是连做梦也在冲锋陷阵，保卫红色政权呢？

尽管他不肯谈论自己的战功成就，但是，无论是巧袭长教民团，还是与“清剿”的粤军展开漂亮的麻雀战，我都见识了他的机智和胆识。

我刚到任不久，一整训完，他就十分中肯地向我建议：“部队新受重创，军心受挫；敌人大张旗鼓宣传科背楼战斗的‘胜利’，还割下老阙和老邱的头颅到处示众，鼓吹‘红八团全军覆没’，民心也受挫。我们应该在敌人趾高气扬时主动出击，打几个胜仗，鼓舞军心民心，化仇恨为力量，继续革命，坚持到胜利！”

“从哪里下手呢？”我因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有点觉得为难。

“眼下我们兵力骤减，敌人兵多气盛，不能拿着鸡蛋碰石头。不过，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他有条有理地说，“根据我和几个侦察员观察，或许是刚打了‘胜仗’，骄傲得不可一世，没把‘几个残匪’放在眼里，适中一带公路边那些据守碉堡的敌人，出现了麻痹大意的状况，往往在半个月一次调防的时候，守碉堡的部队急着提前走了，换防的部队却迟久末来到。我们就钻敌人这个空子，看准碉堡换兵力空虚的那一刻，放火烧它几座炮楼，烧旺大伙心头的革命烈焰！”

“好啊！”我高兴地在他肩上捶了两拳，“你这个政委，该叫军师，叫诸葛亮政委！”

推算着正逢敌人换防的日子，我和他领着两个排，钻进草丛树林，悄悄潜伏到漳（州）、龙（岩）公路一侧的丛林里。

果然，红日当头，临近中午，接防的敌人还没到，一连五座碉堡里的百多个敌人，急匆匆吹哨集合，粗鄙地骂着嚷着走了！

“上！”我一挥手，六、七十个干部战士如猛虎下山，分头直扑五座空虚的碉堡。

游梦权像箭一般飞进附近的村庄，动员群众搬柴火去了。

不一会儿，一、二百个男女老少，搬来一捆捆干柴。干柴立刻变成烈火，把五座碉堡埋葬在熊熊烈焰之中。

游梦权沉着地指挥着，让我带领战士们，分头向两个方向警戒，假装放枪激战；一面派几个须发斑白的老年群众，装作摔得遍身泥水血污地，赶去向敌人报告，说是好几百个红军，下山来炸碉堡报仇了；一面将村庄里的保甲长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奇怪的是，那几个挨绑的保甲长还一个劲笑着千恩万谢哩！

我笑着问道：“军师，你这是玩什么计啰？”

“这嘛，叫兵不厌诈吧！”他指着那几个绑成粽子般的保甲长说，“这几位都是‘白皮不白心’的朋友，常常支持帮助红八团。敌人颁布的‘十杀令’，连豪绅、乡长、保甲长在内，如果‘匪来不报’，‘匪去不追’，都有杀头之祸。我现在让他们受点委屈，敌人来了，他们就有理由，说是绑住了，‘报’不了，也‘追’不了，能免杀身之罪。”

“游政委，红军，都是好人呀！”

“红军办事，菩萨心肠，神仙该保佑你们！”

“做人嘛，应该‘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别人’。”老游诚恳地对那些夸赞不已的保甲长说，“不替别人着想，做不了真朋友，好朋友，老朋友，长朋友！”

“放心吧，我们与红军，永远是朋友！”

听着这些暖洋洋的话，望着那碉堡顶上冲起的腾空烈火，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有老游这样的同志当政委，做战友，我还有什么忧虑呢？还愁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呢？

果然，这一把大火，烧毁了敌人的雄心，烧化了群众的疑心，烧旺了部队的信心：红八团正兴旺着哩！红八团兵多将广，是不可战胜的！

于是，部队又龙腾虎跃了，群众又笑逐颜开了，敌人又长吁短叹了。

不过，也有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掀逆流唱反调。

这家伙是永定象山一个姓聂的民团头目，因为娘肚子出世上嘴唇就缺了一块，两只眼睛老是喝酒而变得通红，人们便叫他“野兔子”。他本是个占山为王的匪首，被国民党收编当上了“团总”，常充当敌人的鹰犬，“清剿”、搜捕，十分卖力，还一天到晚算计着，抓几个共产党“大匪首”，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晋身之阶。

“共产党在人杰地灵的南方，都没闹出什么气候。现在靠毛泽东几个救命屁，才逃到鸟不拉屎的陕北，还指望有大奔头？”“野兔子”常大言不惭地说，“闽西的几个‘赤匪’，是秋后的蚱蜢，蹦不了几天的。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抓住张鼎丞、邓子恢哩！就算捉不到丘金声，游梦权总会是笼中之鸟！”

“野兔子”这么嚣张，可是，心虚气短，他成天躺在炮楼里，只不过胡说瞎吹罢了。

“得教训这个家伙，敲醒他的白日梦！”我气愤地说。

“行呀！他要抓我，是想捞那三千块光洋的赏金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送货上门吧！”老游赞同地说着，向我如此这般地端出了自己的计谋。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阴冷的秋雨点点滴滴地击打着屋顶。远处的群山和树林变得一团漆黑，夜色把世界浸泡得一片黑暗，没有十里蛙声，没有千点萤火，只有秋风秋雨，只有风声雨声。

喝得有几分醉意的“野兔子”躺在碉堡楼头的太师椅上，从瞭望孔里窥视着寂寥的黑夜，心境茫然地啍起了伤感的京剧曲调：“有孤王打坐在梅龙镇上……”

忽然，风雨夜色中，闪现出一条火龙，人声嘈杂地向碉堡游来。

“野兔子”一面吼叫团丁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惊慌地望去，只见百多个衣衫不整的老百姓，举着一溜火把，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红军，一脸水珠一身泥地，站到离碉堡几丈远的地方，气急败坏地叫嚷着：

“我们抓住游梦权啦！”

“聂团总，该发我们奖金呀！”

这个被“绑”的人，的确是游梦权。

这是老游用的智谋：既然“野兔子”一个心眼想抓人领赏，我们就让这混蛋“正中下怀”。那些“押”他的人群，既有他组织动员的革命群众，还有我和一个排的短枪队员。那“绑”当然假的，绳头就握在他反绑到背后的手掌心里，他头上、脸上、身上的“斑斑血迹”，只不过是泼的一摊鸡血化的妆。夜色里，还有一个排的战士在掩护我们哩！

“野兔子”一听“抓住游梦权”，高兴得弹了起来，嘴里连声念着“阿弥陀佛”，“祖宗显灵”，不过，这家伙并不冒失下楼，只命令团丁端枪瞄准人群，派了一个爪牙开门来看究竟。

“你放大眼睛看看，这是不是游梦权呀？”我故意把老游那“血水淋漓”的脸扳起来用火把照着，大声问那爪牙。

“是的！是的！他常走村串户，我见过！”

“快去告诉聂团总，他不愿发赏金，我们就找廖团总去领赏啦！”我使出了激将法。

“弟兄们别走，这奖金，我发！不过，官得该归我升哟！”真的是“请将不如激将”，“野兔子”带着几个团丁，大开碉堡门，嘿嘿干笑着出来了。

他走到“五花大绑”的老游跟前，托着他的下巴，就着火把，辨识以后，得意洋洋地说：“游梦权，尊敬的红军政委，我早说过，你迟早会是笼中鸟吧？不幸被我言中了，哈哈哈……”

“我是笼中鸟？哈哈哈，你可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就在“野兔子”得意忘形仰天大笑的时候，老游从背后抽出手，紧握一支驳壳枪，对准那家伙胸口，叭叭就是两枪。“野兔子”还没等笑完，就呜呼哀哉了！

也就在同时，我领着几个战士，大步流星直扑碉堡大门，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也就在同时，一排长沈开尹领着几个战士，分头消灭了跟随“野兔子”走出炮楼的团丁。

也就在同时，群众把一枝枝火把，扔进碉堡眼里。

火，彤红的火，熊熊的火，把敌人又一座碉堡化为灰烬。

我们押着几个俘虏，扛着缴获的枪支，告别友好的乡亲，踏上胜利的归途。

“老游，这计虽好，太危险了！”路上，我心有余悸地说。

他却爽朗地开怀大笑说：“舍不得孩子引不来狼呀！革命，舍得一身剐，管不了什么危险！”

……

现在，这么好的战友离开了，我能不想念么？

后来我去了皖南，又北上到江苏淮阴、盐城一带，参加抗日战争；又千里迢迢到东北，直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担任卫戍司令，后来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又率四野49军147师南下，参加衡宝战役；解放初期率部驻扎桂林，参加剿匪战斗，电影《英雄虎胆》就是反映我部剿匪事迹的。无论是在北方，在南方，在烽火硝烟中，在胜利凯歌声中，我都怀念着他，打听着他的下落。虽然我在解放许多年之后才知道他还活着，可是，隔山隔水，军务倥偬，却无缘一见。直至离休以后，我难抑思念之情，重返闽西，才在离别45年之后的1983年冬天，在龙岩城与老游重逢。

此时此际，都已垂垂老矣。

我们两个紧握住手不放，促膝长谈。

他告诉我，张鼎丞、邓子恢率领由闽西红军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以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中共闽粤赣边特委，继续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方方、刘永生^[2]、魏金水等同志都留下来。敌人在闽西反复摧残革命群众，革命根据地向广东潮汕地区转移，他仍留在闽西。1942年，政治交通从重庆回来，传达了中央关于解散组织，停止活动的指示；重庆谈判以后的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以后，又传达了“南方长期黑暗，长期孤立”，共产党员和地下武装要坚决分散，长期隐蔽的指示^[3]。虽然后来证明这些指示，有的是误传，有的是错误的，但是，他作为共产党员，只能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隐蔽在家乡农村里当农民。直到1949年，闽粤边纵队解放龙岩、上杭，他才公开身份，跑到军管会报到。可是，有关部门在他参加革命的时间问题上，一直以1949年到军管会报到的日期为准，仿佛他从1931年到1949年这十多年的出生入死，都不能算作革命！于是，到他退休之时，只不过是上杭县一个乡镇粮站的19级普通干部，而与他一同打游击的战友，要么是将军，要么是省长！

我愤愤不平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找魏金水、伍洪祥、王直^[4]等同志写证明，要求落实政策，提高待遇呢？”

“革命图什么呢？只要胜利就好了！”他瘦削的脸上挂满笑容，欣慰地说，“比起阙广昌、阙树槐、邱尚聪，比起那些掉了脑壳牺牲的同志，我留下一条命，人健健康康活到70多岁，而且儿孙满堂，够幸运了，该知足了！”

我还说什么呢？

我恭恭敬敬向他鞠了一躬，一把将刚写的一纸证明“游和顺从1931年忠诚革命，有我作证”撕得粉碎。

忠诚是无须证明的。

我之所以把他写出来，希望他像一面镜子，让那些“白天瞎鸡巴捣，晚上鸡巴瞎捣”的共产党员，那些只顾着贪污、受贿的革命干部，那些满脑子私欲的人们，知道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模样！

注释：

[1]魏金水（1906—1992），男，汉族，福建省龙岩市人，1929年5月任龙岩县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7月参加红军，10月入党。曾任福建泰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红八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主力红军长征后，随红八团留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闽西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以后，他奉命留在闽西继续坚持斗争，历任中共龙岩县委书记，闽西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部长，闽西南特委书记等职，领导创建了闽粤赣边区纵队，保持闽西苏区红旗不倒。建国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92年8月在福州病逝，享年88岁。

[2]刘永生（1904—1984），福建省上杭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6月入党，历任永定县赤卫队队长，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永定红军独立团团长，参加了闽西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历任永东游击第四支队队长、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他奉命率部继续留在闽西坚持斗争，巩固和发展了闽西苏区。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西军分区司令员，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员，率部解放了闽粤赣地区。建国后历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席。1955年授少将军衔。1984年1月7日在福州病逝，享年80岁。

[3]见《方方同志谈闽西党史的几个问题》。

[4]王直（1916—2014），曾用名王汉青，男，汉族，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1931年5月参加红军，1934年4月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宣传队分队长，政治处干事，政治处主任，连指导员，宣传队长等职。

郑贵卿1935年5月到闽西任岩连宁游击队长时，王直为红九团政治处组织干事。1937年闽西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时，郑为三团三营营长，王为支队宣传队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此后，王直历任二支队三团、四团政治处主任，47团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历任华野六纵十六师副政委，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等职，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建国后，任二十军八十九师政委，1950年10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先后参加了第二、第四、五次战役和上甘岭防御战等战斗，因出色地完成了入朝首战任务，将美军一个营大部歼灭，升任志愿军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回国后历任三十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陆军二十八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2014年4月7日在福州病逝，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