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四军的儿子

    在我长大，成了人父，直至步入退休年龄，我才开始回头追溯我的来历，了解我的亲生父母怎样在极其艰难的战争岁月中把我生下。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北移部队九千余人，在安徽省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围攻。战至14日，只有两千余人分散突出重围。大部分人在重围中牺牲，或被捕后在上饶集中营惨遭杀害。军长叶挺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遇害。1月17日，国民党军委会发布反动命令，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惕性和作战准备。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代军长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指示》。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其击退。

    1941年3月23日，一个新四军女干部即将临产，她在战友的照顾下，正骑著马，由天长县张公铺，向二十里外的施家集新四军某部医务三所赶去。在一户民居的灶房里，女干部在临时搭起的铺板上刚躺下不久，就开始分娩了。当时医生不在，只好由没有经验的护士接生。生育的过程很不顺利，经过很长时间，婴儿才降临人世，是个男孩。婴儿出生后不会哭，小脸憋得通红，有生命危险，急得护士团团乱转。这时，新四军女军医戴雪彤（几个月后，她在一次行军中牺牲了）骑着骡子赶到。一进门连说：来了！来了！慌忙中头也撞到了民居的门框上。看到情况紧急，她顾不了自己，连手也来不及消毒，就立刻戴上橡皮手套，一把接过婴儿，抓住双脚，头朝下，朝小屁股上连打了几下，婴儿这才大声哭了起来，紧张的人们终于透了口气。孕妇看到自己的孩子转危为安，忧伤的双眼才开始露出笑容。这就是我，一个新四军儿子的诞生经历。

    六十年后，已经年逾八十的母亲，对我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况："1941年3月，我们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工作，你爸爸要随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到四师驻地----淮北地区。途中要经过洪泽湖，那里经常有土匪出没，必须经过战斗才能通过。此时我已临产，我们知道带着你这个婴儿是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在产前，我们商定，生下孩子后就送给当地商人戴士明抚养。戴是天长县与新四军淮南保安处有情报联络关系的开明商人，他此时还没有孩子，愿意收养即将出生的你。你出生3天后戴和他的妻子一起来把你接回家，还雇了个奶妈喂养你。几天后我们就离开天长开赴淮北。你爸爸在临走时给你留下了名字：甫成（意：人民辅育成长）。"

1941年5月，邓子恢与父亲（左）、李斌（右）在江苏岔河合影

    妈妈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看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母羊喂小羊吃奶就忍不住伤心落泪。只有当过母亲，才知割舍骨肉之情的痛苦。我日思夜想，但又无法去看你。1945年，我们回到天长县，曾接你到身边住了3天。1946年后，由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与你的养父失去联系。"

    “1950年到了福建，通过邮局寻找到戴士明。我们想把你接回，但又怕伤害了戴一家。这时戴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主动提出让我们接你回来，这样可以上学、受教育。经过省委书记张鼎承的批准，给戴送去相当成人10年粮食的钱，作为抚养你的补偿，同时派人把你接到福州。"（待续）

四、磨合

    在父、母安排下我很快上了学，成了福建省立儿童学园三年级的插班生，同小我一岁的二弟在一个班学习。我的母亲就是这所学园的园长，校内有小学部和幼儿部，我的三弟和四妹都在幼儿部学习。小妹这时只有一岁多，不够入园的年龄，暂放家中请人照看。我家正好在学园的隔壁，只有一墙之隔，而且有一个小门与学园相通。但我们几个孩子都住校，一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平时在学园里也很少见到妈妈。爸爸工作很忙，星期日我们在家时也难得见到他。当时还实行供给制，家里是不做饭的，爸爸吃小灶，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都吃大灶，标准不一样，饭菜从食堂打回来后，爸爸单独吃，我们几个孩子则和妈妈一起吃。

    小时候在安徽时得了疥疮等皮肤病，为根治疥疮，在洗澡后，妈妈为我在全身抹药，好象药内有很多硫磺成份，抹在身上火辣辣的，非常难受。但这药又非常见效，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疥疮很快得到了痊愈，为我解决了一大难题。但头上的难题还是到上海后才彻底治愈的，保育院的阿姨带我到大医院进行会诊，最后决定用X 光照射的方案。经几次治疗后，医生用一整块胶布将我头顶贴平，然后再一点点地将胶布揭下来，这样大部分头发都随胶布粘了下来。剩下的头发，由保育院的阿姨耐心地用镊子一根根地拔除。这样病发都被清除干净，然后再一点点地长出新发来。整个过程十分麻烦，但先进的医疗手段和阿姨的辛勤照料，终于发生了奇迹，新发竟然一根根地长了出来，还我一头健康的黑发。

    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喝饮料、吃冷食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而我刚从安徽小镇上走出来，从小就未看过、更未品尝过这种食品。在一九五二年除夕之夜，爸爸、妈妈带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参加了春节联欢会，大厅和走廊两旁靠墙的长桌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水果等。冰激凌放在桌上若干个白色大搪瓷桶内，装得满满的，五颜六色地非常诱人。每个人可按自己的需求随意取用。我贪婪地盛了一大碗，上口就是一大勺，把嘴塞得满满的，急急地咽下，把嘴巴，食道，胃都冰得发木了，一股冰液激上脑门儿。在短暂的尴尬和忍耐之后，最终我还是把嘴里的冰激凌都吐了出来，同时还惨烈地大叫了一声：哎呀！这么凉！惹得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同情地笑了起来。

    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尽管一切在平静中度过，但在内心深处，对父母从小将我寄养在老百姓家中，长期有埋怨情绪。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单独将我寄养在外，而且一放就是十年之久。对此，妈妈曾多次苦口婆心地向我说明当时的情况，解释当时时局的艰险。经她的说明和老师、阿姨的耐心帮助，从道理上我有时也能明白。但内心情感的坚冰却不是一下子所能溶解的，这需要时日的慢慢消融。因此，这段情感的波折折磨了我青少年时代的相当一段时光。

    我家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父母希望我们长大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孩子的要求和限制也非常具体。这样，从小不服管教的我，和母亲的矛盾逐渐加剧起来。记得刚到福建时，母亲怕我们养成乱吃零食的坏习惯，严格限制我们手里的零花钱。我们要求买东西也基本上是一事一报账，不允许在口袋里有多余的钱，财务制度是一丝不苟的，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一次，买完东西后还剩5分钱（旧币五百元），我存有幻想，想用这点钱以后买零食吃，就没有到妈妈那里结帐，想蒙混过关。这一切并未能逃离母亲的视线，几天后，她见仍没有动静，开始找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要我交出多余的钱。她的谈话，让我的美梦彻底破产，引起了我极大反感，使我非常气愤。在安徽时，养父母对我的限制不多，我觉得自己自由自在。回到福建后，尽管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限制却多起来，让我很不痛快。这次谈话彻底破裂，最后我不得不把多余的五分钱全部掏了出来，扔在了妈妈面前，只是同时怒气冲冲地加上了一句话：“拿去吧，谁要你的臭钱！”说完后，气冲冲地走了。等到自己成年后，慢慢地反思，我想自己当时的混话，一定让妈妈非常伤心，实在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母亲。

    从小顽皮的我在离开养父母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在这个家里我不会撒娇，不会争宠，不会吵闹。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找不到我在新家的位置。调皮的弟弟小时候没少挨揍，可我从没挨过打，也没挨过骂，就像是一个客人。妈妈总是对我坚持耐心地说服和教育，气极了时，最厉害的语言也只是"娘个冬菜"。而我则往往和她顶牛，或软磨硬抗，或闭口不言，或者干脆坐在小板凳上，背对著妈妈，任她说破大天，我自一声不吭。记得我还动不动吵着要回家找养母。当我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母亲的苦心。

    在家中五个兄弟姊妹中，和二弟的关系是关键。与两个妹妹差的年龄大，又是女孩子，因此没有利害冲突。与三弟也差了好几岁，他基本上跟着二弟转，没有独立的主见。而和二弟之间，因只差一岁，个头也差不多，又在一个班学习。在我未回福州时，他是这个家的老大，现在突然成了老二，肯定会产生不平衡。而我在安徽时就惯于独往独来，现在又是家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当然不能示弱。这样在我们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