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士想念党中央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思念毛主席……

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在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写的这几句歌词，不只是抒发了长征战士在迷惘时刻的冀盼，也是我们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员的心灵写照。

在井冈山，在赣南，在瑞金，在反“围剿”的硝烟烽火中，我们经常见到毛主席。即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日子里，党中央、毛主席也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可是，自从中央红军长征以后，苏区根据地全部丧失，党组织遭到彻底摧残，虽然闽西南仍然有军政委员会，有党组织在活动，在领导军民进行斗争，可是，自1935年5月，陈潭秋同志和邓子恢、谭震林一道，率红24师一个营，从赣南突围到永定与张鼎丞、方方诸同志会合，代表党中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便转道汕头治伤以后，从此在一年多时间里，闽西党组织便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连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所有负责同志，都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哪里。尤其是方方领导的一分区部队，不仅与外界完全隔绝，与闽西南军政会的联系也已中断半年！

闽西红军游击区，成了一条孤舟，漂泊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海洋里。

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哪里，这条孤舟就如同没有方向盘，没有舵手。

虽然，在岩连宁军政委员会领导下，我们依据以前在毛主席指挥下百战百胜的方法，天天与敌人拼死战斗，也按照党中央以前的布置，开展发动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保护土地改革胜利成果的工作，可是，大家的心中总蒙上一层疑云：“闽西这片孤舟，该驶向哪里？”

我们天天挂念党中央。

我们日夜思念毛主席。

现在的时代，科学技术发达，通讯工具先进，拿起手机，抓起电话，发个传真电报，甚至开通可视电话，一拨号码，千里万里之外，都会听到亲人的声音，甚至看见对方熟悉的容颜。可是，在祖国饱受蹂躏的时代，在红军游击队栉风沐雨钻山林的日子里，没有发报机，没有电话，没有地图，也没有报纸，除了两条腿，两只眼睛一张嘴，再没有任何交通联络工具。

在敌人重重“围剿”的岁月，在居无定所的深山老林，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困境，在东闪西藏的间歇，我们的挂念，我们的思念，常常化成甜美的回忆，神奇的想象。

“1930年4月间，我在龙岩的红军医院看到过毛主席！”一个叫“三脚猫”的战士自豪地说。

“吹牛！”“络腮胡”揭他的老底，“你去年4月才参军，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怎么五年前就当了红军，住进红军医院啰！”

“红军关心老百姓，除了医治红军伤病员，也收治老百姓呀！”

“你别东拉西扯了，快说说见毛主席的事儿吧！”大伙儿一个劲催促。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1929年5月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粉碎闽粤赣三省敌军‘围剿’后，红军医院由上抗蛟洋搬到龙岩。我被追风蛇^[1]咬得快要死了，家里人把我送进红军医院救治。我出院那天，毛主席刚巧来接刚生过孩子出院的夫人贺子珍大姐呢！”

“毛主席什么模样？像诸葛亮，还是像刘伯温？”

“毛主席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毛主席是男人，怎么会生儿女呀，应该说是贺大姐生的！”

“胳腮胡”正听得津津有味，高声吼了起来，“七嘴八舌打什么岔？让他继续说下去嘛！”

“毛主席个子高高的，身子瘦瘦的，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布军装，双手紧紧抱住出生才半个月的女儿，慈祥地亲了又亲，泪水像豆子般落到孩子脸上，真是难舍难分啊！”“三角猫”深情地说，“毛主席待人可好啦。临走时，还把别人送给他和贺大姐滋补身体的红糖、炼乳慰问住院的伤病员。贺大姐见我年纪小，瘦骨憐恂的，送了一小罐炼乳给我喝。我喝着炼乳，看着毛主席和亲生小女儿难舍难分的情景，眼泪也不由得往外不断线地流！”

“哎，毛主席添了宝贝女儿，应该高兴，怎么哭呢？”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形势紧张，战斗频繁；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带着个才出生的孩子不方便呀。为了革命，毛主席动员贺大姐，牺牲骨肉亲情，把女儿交给一个龙岩妇女抱去抚养了！”

“后来呢？”

“后来？我一想毛主席干革命，连亲生女儿也放弃，我能不好好革命吗？一听动员口号，就投奔红军啦！”“三角猫”笑呵呵地舔着嘴唇，好像还有吸吮那甘甜的乳汁。

“毛主席真了不起！”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赞叹起来。

“毛主席真是了不起！”“三角猫”说的故事感染了我，也手舞足蹈地说开了——

我1934年4月在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担任总政治部警卫连排长的时候，一天傍晚，正和一个战士在下用石子摆放的牛角棋，毛主席散步。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蹲在一旁认真地看了一会，风趣地说：“我们不钻牛角尖！来，我教你们下一盘大围棋！”

什么大围棋？

正当我俩傻乎乎的时候，毛主席用一根小树枝，在泥土地上随手画了一张中国地形图，画了一些小圆圈，说那是瑞金、厦门、上海、长沙、广州……

毛主席捡了许多浅红、褐红色的小石子，摆放在“瑞金”附近，还在什么“鄂豫皖”“川豫陕”“湘鄂川”，摆了一把把带红色的石头，然后，把一大捧白色的石头，摆放在“瑞金”周围，摆放在“鄂豫皖”“川豫陕”“湘鄂川”等放着红色石头的周围，摆放在“厦门”“上海”“武汉”……仿佛整个中国，全是一片白色。

“这些红石头，就是红军，就是红色根据地。别看它现在很少，很小，像几颗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红色棋，要一个一个吃掉白子棋，让红子棋逐渐连成片，最后让全中国都布满红子棋，让中国变成红色的中国！”毛主席兴味盎然地说……

“毛主席真的了不起！只用几粒石头，三言两语，就教会我们心里装着中国革命这一盘大棋！”我眼前仿佛还映现出那幸福的一幕，天真地说，“假如毛主席现在还在闽西，在我们梅花十峒，指挥我们打仗，那该多好！”

“哎，上回首长传达，不是说毛主席在贵州遵义吗？毛主席画的地图上，有没有画贵州，画遵义？”“三脚猫”若有所思地追问着。

“没有，”我叹口气，摇着头回答，“我只小时候听大人骂什么‘贵州骡子’！再说，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毛主席领着中央红军，早该离开遵义了！唉，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哪里？”

秋风吹送一群大雁，从北方飞向南方，飞过耸入云天的玳瑁山，飞过我们的头顶。

仰望着大雁，“络腮胡”突发奇想，说：“如果我也像鸟一样，长上翅膀满天飞，就能找到党中央，找到毛主席啦！”

“中国这么大， 你朝哪个方向飞呀？”

“中央红军是朝西方走的，我就像唐僧取经那样，到通天河、火焰山去找！”

“小心飞到盘丝洞，让一群母蜘蛛精缠住你啰！”

同志们哈哈大笑着。然而，回忆，想象，都取代不了现实。

现实，使我们免不了焦虑，苦闷，疑惑：党中央还在不在？中央红军还有没有？毛主席还活着吗？

我们不知道。

群众不知道。

山不知道，水不知道，树也不知道。

敌人天天叫嚣“杀猪（朱）拔毛”，敌人一直在追寻“朱毛”下落。看来，要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去向，只有一个途径：找敌人！

找敌人要党中央，要毛主席！

一时间，一分区的各支部队，采用各种方式，纷纷从敌人那里寻找线索。

一天，我带着十来个战士，在白沙附近伏击敌第十师的一个通讯班，打死了两个敌人，缴了两支步枪，还有一份绝密文件。

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大山深处，把文件送给方方同志。

方方同志告诉我，文件是敌人安排消灭我们这股“小土匪”的部署；还有“窝匪者杀，济匪者杀，向匪报告消息者杀，匪来不报者杀，匪去不追者杀……”的十杀令；还有以毒攻毒，安排利用华仰桥^[2]、周焕文^[3]等团匪来攻打我们，坐山观虎斗，造成两败俱伤的计划；还有最近合围我们的兵力布置，等等。然而，却只字寻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消息。

寻不到，更着急地寻。

寻得我们费尽心机。

急得我们团团打转。

结果依然是大海捞针，茫无头绪。

说来凑巧，有一天，当大股“清剿”的敌人撤退出山之后，我领着几个战士，紧紧尾随在后，等待机会，截击掉队的零散敌人。

敌人没有抓到，我也再没心思去抓，因为我发现了敌人拉的一把屎，臭屎上有撕残缺的揩屁股的小半张报纸！

报纸！从中央红军走后，我就一直没看到过报纸。

报纸！在大山林里转来转去，谁都没看到过报纸。

我顾不得脏和臭，一把拿起报纸，扯上几片树叶擦去臭烘烘稀乎乎的粪迹，手忙脚乱地展开一看，是一张《厦门日报》，上面赫然几行粗黑大字：朱毛徐贺几大匪首齐聚陕西延安！还有张鼎丞、邓子恢、红八团以及廖海涛、郭义为领导的游击队的零星消息。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毛主席找到啦！党中央在延安！”

因为担心敌人听见，我们不敢跳跃欢呼，几个人高兴得抱在一起，倒在地上，滚作一团。

我们火速把这小半张报纸送给方方同志，方方同志眉开眼笑地告诉我：延安在北方，在黄土高原上，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怀抱里！

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我们有了主心骨，战斗的劲头更足啦。

后来，我们在战斗中从敌人手里缴获了一批什么《大众生活》《永生》之类的周刊，了解到全国澎湃高潮的抗日形势，知道了风起云涌的学生抗日运动，也听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蒋抗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

后来，红八团三连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游击到岩连宁地区附近来找方方同志和他领导的部队，并送来许多从白区地下党得来的文件，指出“抗日必须倒蒋”，我们这些在方方同志领导下的一分区红军游击队，才联络上闽西南军政会，才真正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但一直到1936年底，我们，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是没有与党中央、毛主席取得联系。

后来是怎么找到党中央的呢？

我是个基层干部，不得而知，不过，方方同志在一篇题为《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录里描写得十分详尽具体。这篇写于解放战争时期，分发给当时担任旅团级以上的原新四军二支队干部（我随二支队经皖南事变北上后任黄克诚同志为师长的新四军三师特务团团长，解放战争时任49师147师师长）征求意见的文章这么写道——

1936年12月中旬当山雨淋漓的一天，我正在寮子里编写“抗日战讯”的稿件，忽然从斜岭来了一个身披蓑衣，手提一壶酒只鸡的相熟的老百姓，边行边叫：“蒋介石捉住了啊！老×，今晚请你喝酒吃鸡肉。”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这样大惊小怪？”他从身上掏出一份汕头的星华日报出来，赫然的特大字印着：“蒋介石西安被扣，张学良抗日主张”，此时老张老谭虽然出发，但整个寮子里的工作人员通讯员、炊事员都欢呼起来，有地说：“这回蒋介石真会该杀了！”有的则嫌那个老百姓买来的酒和鸡太少，马上凑份子、派光洋，请他再去买酒和肉，准备大吃一顿。我也很快把“抗日战讯”改出了一个特刊……

当晚，不仅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我也喝了半斤高粱，而且大声叫人立即把我的胡子剃光。

年底的时候，那个老百姓垂头丧气又拿了一份星华日报来，说：“蒋介石从西安飞南京了。”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再问他：“真的吗？”“你们看报纸吧。”有人生气的说：“报凶报吉都是你，害得我们空欢喜！”……

过了一个多月，闽南特委经过救国会的关系，派人到上海找到党的关系，由交通送了许多中央的文件来。此时对于党的政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但如何去找到党中央报告工作，请求中央对闽西南斗争给予新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倒是一个异常迫切的问题。张谭认为非我亲自走一次不可……

方方同志于1937年春从福建永定出发，历经千辛万险，经汕头，到香港，乘船到上海，再由交通员陪同到西安，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热情接待方方同志，听取了闽西坚持斗争的汇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赞扬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又发展了部队，保留了苏区二十万亩土地，保护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2]

当方方同志1937年9月回到闽西，向我们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问候，传达毛主席对我们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高度评价，大伙儿个个热泪盈眶。

三年，再苦，再危险，值！

因为，我们不再是流浪的孤儿，我们回到了母亲怀抱！

我们，闽西，不再是看不到舵手和方向盘的孤舟。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深情地眺望着南方，关怀着我们，在指挥我们继续前进去争取更大胜利！

注释：

[1]追风蛇，眼镜王蛇的俗称，也叫过山风、扁颈蛇。

[2]华仰桥（1901—1951），男，汉族，福建连城县姑田镇人，1921年组织有二三百人和枪的民团武装，1926年被国民党委任为营，1930年起，联络周边各地反动民团武装，一直从事反共反红军活动，经常袭扰红军部队。长期成为割据一方的反动派武装头目。1950年任“反共自由军”连城、清流、宁化、归化四县督边处长，在解放军大兵压境，兵丁纷纷投诚的情况下，被围困于黄地山中的他，自知罪无可赦，在粮尽弹绝时，1951年4月服毒而亡。

[3]周焕文，福建连城人，著名反动团总，倚仗拥二三百人枪武装，经常配合国民党部队，袭扰在这一带活动的红九团和苏区根据地，1936年7月，诱杀了红九团黄治平等八位优秀红军官兵。因独霸一方，危害巨大，1941年在国民党福建省主席下令“剿匪”时击毙。

[4]引自张鼎丞、谭震林回忆录《红军跃过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