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五师的建立和发展，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开辟中原地区抗日战场，把红军长征走后留在南方的部分分散的红军及伤病员组织起来，分别组成抗日中队和大队，并积极争取国民军协同抗日。

中央派刘少奇、朱理治、李先念到河南开展工作。毛主席强调：第一抓武装，第二要抓武装，第三还是要抓武装，明确提出从战争中学会战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日本侵略者加紧进攻时，国民党反动派却乘机大规模武装进攻新四军，在1939年11月11日制造了竹沟惨案，加紧剿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在这个严峻时刻诞生的。中共中央评价挺进纵队的创建是一个伟大的成绩。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囚，先后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仅2000余人。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日军进攻上海，威协南京，国民党当局同意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坚持在中国南方鄂、豫、皖、湘、赣、浙、闽、粤八省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当代理军长，并统一整编华中新四军为七个师，其中转战在武汉外围敌战场的新四军鄂豫皖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命李先念为师长。

新四军五师面对日本鬼子的6个师团，2个旅团，15万重兵，此外还有8万伪军。

新四军五师很快发展到5万人，民兵30万人，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拥有人口1300万人。建立起8个地区委员会和军分区。11个中心县委，66个县级政权。作战1035次，歼灭伪军4.16万人，俘敌3.01万人，缴获机枪218挺，长短枪1153支，取得了辉煌战绩。

新四军五师是从战争中学会战争，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这部抗日斗争历史时，不能不想起那些成千上万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沉痛的怀念。他们是永垂不朽的！

新中国成立后，新四军第五师活着的战友和后代牢记革命传统，将五师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为新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做出了更多、更新的贡献，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这本书，是历史的回忆，更多的是对战友的思念，谨以此做为对新四军第五师这支光荣部队的纪念！给牺牲的战友和继续奋斗的后代些许慰籍！

                 　　　　　　　　　　程   里

 走 过 硝 烟   走 过 风 雨

——记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程里同志

               周以朴   顾承英

    今年五月，我有幸采访了88岁高龄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程里同志。程里同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老太太。也许有人认为用美丽来形容这样一位副省级的老干部不太恰当，其实很恰当。只有当你走近她，走进她的历史，走进她的感情和内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形容对她来说多么恰如其分！的确，从她的外表看，你很难把她和战火、硝烟、指挥打鬼子联系起来，很难把她和肩挑重担、为国担忧联系起来，可是历史就是历史，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一定是她自己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从程里同志的身上，你会发现，容貌、内心、情操是那么的统一，它完全体现出了一个新四军女战士的革命风采！

帼国英雄 勇抗顽敌

程里同志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3月在许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任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司令部卫生队指导员。1941年的3月，程里同志在襄西（湖北襄河以西）任荆门区委书记时创造了在战争年代中她一生里最辉煌的一页。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随即向武汉远郊扩展，占领了襄河以西的大片地区，控制了水陆交通要道。1940年前后，中共湖北省委派曾志等得力干部到襄西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并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逐渐在长江以北的荆门、当阳、远安、南漳、保康等县以及宜城、江陵、枝江、宜昌、宜都等县的部分地区广泛创建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程里同志也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到襄西青年服务团任指导员，后任荆门合作区委书记。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开展青年工作，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发展党员，建立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日军的扫荡。

一天，程里同志和另外五名游击队员们正在小王庄一个可靠的老乡家里研究对敌斗争方案的时候，突然被一群来势汹汹的日伪军给紧紧地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程里同志命令大家立即分散躲藏。在老乡的帮助下，六个同志中有四人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捕，而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不幸被捕并押往日本人的据点团林铺。战友的被捕令程里同志万分难过，她忧心如焚！我们的同志在日本鬼子那里将遭受怎样的摧残啊！为了营救同志，也为了打击疯狂的日本鬼子，程里同志决定夜袭日伪据点团林铺！

团林铺位于荆门城南约二十公里的襄沙（襄阳和沙市）公路上。它毗连鄂西山区，是通向四方的交通要道，特别是距荆门县城很近，地处中共荆南抗日根据地前沿。日军占领荆门后，就在这里设立了据点，筑有两个炮楼，修建了营房、仓库，设置了铁丝网等路障。并驻有一个小队日军和一连的伪军。日军称团林铺据点是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在此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到根据地内打掳，甚至窜到基本区内捕杀抗日骨干。此处早已被我抗日武装视为眼中钉了。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斗，程里同志亲自从区武工队和民兵基干连里挑选了二十多名年轻精干的小伙子，组成了一支精悍的营救小分队。是夜，程里带领小分队冒着小雨向团林铺进发了。

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难行，寒气逼人肌骨。小分队在程里同志的带领下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摸索着前进。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些土枪和手榴弹，武器装备远落后于敌人，恶劣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就是袭击敌人的最佳时机了。来到团林铺，程里同志带领营救小分队悄然直奔日伪帮凶维持会长的家。维持会长不知去向，小分队扑了空。可是我们却找到了维持会长十来岁的儿子。经程里同志耐心说服引导，终使他开了口。原来维持会长于黄昏前去了荆门县城，而两个游击队员被捕后即被押往荆门县城。营救行动无法完成。正在此时，东西炮楼的敌人发现了我们，顿时敌人“哒哒”的枪声响彻了夜空。小分队是第一次攻打日军，象这样的阵势队员们还没有经历过。程里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慌，听枪声敌人并没有摸清我们的情况，他们是在瞎打枪。”程里同志当即组织反击，将所有的枪口对准炮楼射击，日军不明虚实，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部队，只敢龟缩在炮楼里负隅顽抗。于是程里同志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在日军的仓库、营房和马厩等处点起火来。顷刻之间，团林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片火海！这就是荆南群众称颂的火烧团林铺的战斗。

火烧团林铺战斗是在我方人员少、武器差、弹药缺乏的情况下给予日、伪军的一次反击，它极大地挫败了荆门日本驻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荆门人民的抗日民族意志，得到了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首长向全边区和五师部队的通报表扬。那两位被敌人抓捕的游击队员也在后来被营救出来。

为国分忧 心系群众

走过烽火硝烟，程里同志又带着满身征尘走上了建国后的风雨之路。1958年程里同志由一机部干部司副司长调任广东省劳动局局长。

大跃进后的三年，是国家自然灾害和经济调整的困难时期。广东省成立了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领导小组，由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程里同志任副组长，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导致城市居民粮食供应极其有限，而大跃进中又有那么多从农村进城搞建设的农民，冒进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怎么办？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程里同志勇敢地担起了这付重担。她组织同志们下去搞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工人同志们的思想动向，然后研究撰写宣传提纲，制定政策措施，坦诚地向工人同志们宣传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遇到了困难，形势非常严重。我们必须拿出主人翁的意识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干部们的真诚和坦率唤起了工人同志们主人翁的意识，他们表示愿意为国家分担困难。同时组织上还给每个愿意回农村种田的工人发一个“回乡证”，告诉他们，这个困难是暂时的，大家响应号召回去，过几年国家经济建设恢复了，再请大家回来。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工人同志们极大的信任，他们把回农村当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当成了能为国家分忧的事情，于是他们胸戴红花，在锣鼓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程里同志就是这样以对国家对人民强烈的责任心在国家最艰难的三年时间里带领全体劳动部门的干部顺利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广东精减了一百多万职工，城市人口也减少了一百多万，大大缓解了城市的经济困难。这些年轻力壮的工人同志回乡以后，努力加强农业生产，又使得粮食、副食品的困难得到了缓解。

广东缺煤，但是为了经济建设和生活需要，六十年代初广东在粤北联合开采了一个煤矿。这个煤矿不象北方煤矿那么大，它煤层薄，不到两米，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公分，煤矿的开采条件十分艰苦。程里同志和省长陈郁一起去考察煤矿的生产情况。煤矿习俗不许女同志下井，尤其是下小眼矿井。可是不下井怎么能了解工人的作业情况呢？程里同志坚持下井，她戴着防毒面具下去了。井下的条件令她难以想象，因为煤层薄，在下面腰都伸不直，尤其是工人开采的地方，更是艰苦，那是一个小洞，得从洞里爬进去。程里同志坚持爬进去和第一线的工人见面，工人们看见一个女同志下来了，都很吃惊，再一了解原来是广东省劳动局局长，工人们非常激动！正是因为身临其境地了解了煤矿工人艰苦的工作状态，程里同志在采煤工人的工资定级标准上给予了照顾，使工人同志们得到了应有的报酬。程里同志这种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广东省劳动部门的全体干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历史使命 母亲情怀

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国家制定了上山下乡的的政策，并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就在这个时候程里同志被组织上任命为广东省“知青办”主任。又一次承担起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一项基本面宏大、意义深远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充满了无数实际困难的工作。这么多的知青下乡，怎么安排住处？住在哪里？安全问题，等等。程里同志召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征求了一个又一个意见，她要求“知青办”一方面动员农村、农场腾出房子安排部分知青住下，一方面向政府申请经费、木材，拨发到各地农村、农场，解决建房问题。为了对知青们的人身安全负责，除了农场外，尽量安排知青们集体插队，减少分散插队，避免女青年单独到一个生产队去。程里同志还联系政法部门、教育部门制定保护知识青年权益，保障他们能够在农村安全生活的规定。程里同志不仅在安置工作中认真负责，她还在安置以后跟踪了解知青们的生活状况，经常带领干部下农村，那个时候交通工具缺乏，路况差，她就带领干部们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到农村去走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很多知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到春节，程里同志还要嘱咐各级“知青办”作好准备，不管是农场，还是农村，每个知青，都得回到城里来，和家人团聚。

春去秋来，光阴飞逝。几年后，允许知青返城了。1971，根据国家计委的指示，广东省按照下达计划从下乡插队的知青中招工回城1.4万人。到了1972年，由于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扎根和拔根的争论，知青工作受到了阻挠。国家计委此时也停止了知青返城指标的下达。程里同志用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四两拨千斤地抵制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她把自己对中央方针政策透彻、正确的理解并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向省委领导作陈述，得到了省委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在程里同志敢于担当敢于和极左思潮进行巧妙斗争的过程中，广东省根据具体情况仍继续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农村、农场抽调知青回城，当时除了招工回城外，则让另一部分知青通过升学、参军、提干、病退等方法回城，并安置工作。全省知青办上下一条心，全力为知青作了大量的具有成效的工作。为了让每个知青都能享受到回城政策，程里同志对部分已经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的知青也制定了解决办法，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愿意回城的，希望他们解决好家庭问题，不愿意回城的，就近安排他们的工作。广东省委还决定在知青问题上，广开门路，积极为知青们创造升学和就业条件，到1984年10月止，广东下乡知青包括文革前的老知青一百多万人全部回城参加了工作。为了了解并解决知青的遗留问题，程里同志还组织了大普检，对存在的问题、新出现的问题，采取符合地方实际的特殊措施和变通办法进行处理。因此，在广东，基本没有知青遗留问题，没有知青投诉问题。广东知青返城工作，不论速度还是数量都名列全国之首。程里同志在知青工作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又一次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心和一个母亲心细如发的博大的爱！

为国分忧 再立新功

十年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是摆在全国、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这个时候，组织上再一次任命程里同志任广东省劳动局局长，并兼知青办主任。劳动部门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一百多万老知青返城要安置工作，而文革后几年中当年成长的劳动力当年也无法安排，就这么一年一年堆积起来，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就业问题非常严重。而当时我国的经济、所有制结构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一些工厂效益提不高，职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国有企业无法大力发展，就业渠道十分狭窄。 程里同志去北京开会，回来以后非常激动，马上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研究解决广东问题。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把统包统配的老的就业政策改为在国家统筹安排下，政府部门介绍就业，劳动者组织起来就业另外还有自谋职业相结合，这就是当时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是当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措施。为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程里同志和大家一起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向省委、省政府争取了几千万块钱的经费，帮助发展小集体、个体，和他们签订合同，规定归还贷款时间。仅1980年一年，就解决了五十万人的就业问题。用这种方法，1981、1982、1983三年时间里，解决了就业人口不下两百万。保证了社会的稳定，给广东省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和先决条件。

就业问题的解决触发了程里同志的改革求进意识。程里同志想能不能让我们的工人到国外去工作呢？有了这个想法，程里同志就开始捕捉机会。机会终于来了。有些日本商人，在国外承包了一些工程，需要工人。有人问程里同志，敢不敢派一些工人到国外去工作。程里同志得到这个信息非常高兴、非常积极，她很坚决地说“可以！”这个“可以”得担当多大的责任啊。中国工人到国外去做工，不仅国家一些机构怕担风险，不少领导和同志也存在着保守思想，就是工人及其家人也有不小的顾虑。程里同志组织劳动部门、省外经委、省计委的同志并亲自带队一起走出去考察，了解对外劳务的状况，针对即将派出去的工人在外面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遇到一些什么风险等，制定详细的政策。这些问题妥善解决以后，广东省的劳务输出开始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时遇伊拉克油田建设铺管道，需要大量的工人，广东省首派了五百工人援建，因为有各种措施的保障，这项工作取得了三大收获。第一，工人们出去以后，每个月的工资很高，大约相当于国内收入的十多倍；第二，工人们出去以后见到了世面，增长了见识；第三，工人们出去以后学到了技术。第一批出去成功以后，影响很大，很多工人都愿意去了。接着，第二批、第三批……，广东省的劳务输出工作就此铺展开来。截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广东省全省外派到境外就业的人员达到16万多人次，派往的国家和地区达72个，赚回的外汇达7亿9千多万美元。广东省随之成立了对外劳动服务公司，设立了机构，配备了专人，制定了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打响了第一炮！这项工作开创了全国劳务输出的先河，为我国的劳务输出摸索了一条成功之路，对全国的就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实事求是 情法并用

1982年，广东省成立了打击经济犯罪六人领导小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各种经济案件也逐渐多了起来。程里同志于1982年调入广东省纪委干部政策落实办公室，为区梦觉等一批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老同志落实党的政策。1983年程里同志正式进入省纪委工作，并经广东省党代表大会选举并由组织任命为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她深感责任重大。如何紧密围绕党的中心，深入持久地打击经济犯罪，开展维护党风党纪的各项工作，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成了摆在全省纪检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那段时间，程里同志参加了不少案件的审理。一次纪委工作组到粤东汕头等地检查工作，面对同志们摆出来的许多问题，程里同志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她给当时在场的所有同志，包括省公安厅的同志们讲了一次话，她说，我们纪委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要实事求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不能简单化，要把政策法律的严肃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她用办案过程中的实际例子对同志们进行讲解，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她的这个讲话同时也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表扬。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程里同志参与了全国重大案件“海南汽车案”的审理工作。

“海南汽车案”发生在1984至1985年初。当时的海南岛行政区隶属广东省管辖。为了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中央、国务院于1983年制定了有利于海南开发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指出海南的开发建设必须立足于岛内资源优势，实行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并授予海南建设在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同时也明确规定，国家控制进口的物资和物品只限于在海南行政区建设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事实上海南从1983年实行以对外开放促岛内开发方针指导下工作的确有起色。但是在成绩面前，海南行政区的领导没有做到谦虚谨慎，而是在思想上沾沾自喜，工作上急于求成，尤其是缺乏法制观念，滥用中央给予的权限，大量批准进口汽车等国家控制进口的物资，又钻“旧”车可以出岛的政策空子，擅自批准倒卖进口汽车出岛来赚钱，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案件。此事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中纪委和广东省纪委以及海南行政区纪委联合成立了强有力的班子，并联合公检法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认真地调查。

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案件，不仅案件本身性质严重，且案件内容纷繁复杂，需要审理人员有坚强的党性、严明的法律意识和较高的政策水平。程里同志高度重视案件的调查，经常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并进行认真仔细地思考，和纪委的几个副书记及办案人员讨论研究这个案子，并将研究意见向省委主要领导任仲夷同志汇报。任仲夷又带着这些意见去海南再次进行调查核实并和“海南汽车”专案组的同志一起研究案件的性质，最终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处理。这个处理意见也得到了海南岛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

程里同志在省纪委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她重事实、重调查研究、对案件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原则性和政策水平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同。直至今日，程里同志离开省纪委二十多年了，一些当时的老同事提到她，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大家见面仍然是那么亲密。她的平易近人、没有官气、不摆老资格、尊重同志、关心同志的工作作风一直留在大家的记忆中。

程里同志的故事还没有完。1985年程里同志被调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9年9月正式离休。

走过硝烟，走过风雨，程里同志在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常常感怀不已。她思念自己的战友，思念对自己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二位革命大姐：陈少敏和李坚贞。她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她入党时的情景，那些细节，她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我是在一个烟厂的仓库里进行的入党宣誓。那个仓库到处堆的都是烟，高高的烟箱子啊堆得满满的。我们找了一个小小的空地，一个党员带领我们宣誓。当我们宣完誓，开始唱《国际歌》、还有《大刀进行曲》的时候，那个人啊，很激动、很激动！”我想，一个人只有牢牢地记住了自己入党时对党的承诺和决心献身于党的事业时的那份情感，她才能够终身坚守自己的承诺，执着地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坚定地服从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命令，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程里同志无愧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

此文内容根据周以朴同志对程里同志采访录音，及曾少华同志对原广东省劳动局副局长黄枫同志，原广东省劳动厅厅长孔令渊同志，原广东省劳动厅厅长甘兆炯同志，原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纪委常委唐顶立同志，原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王梧同志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