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25日，三团一营三连共130余人，由邱立生、王荣春带领，赴附近的江宁镇一带，执行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南京至芜湖铁路的任务，因情况变化，部队当天折回到云台山地区的曾庄村宿营。深夜，因汉奸告密，日寇纠集700多名敌伪精锐，对三年进行四面合围。为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敌人蹂躏，邱立生当机立断，组织部队一边还击，一边冒着枪林弹雨撤出村庄，向附近海拔319米的云台山顶运动，计划控制制高点，阻击敌伪。但狡猾的敌人此前早已占领山顶大庙埋伏，使英勇的三连官兵遭受山上山下敌人的夹击。经过4个多小时的反复冲锋、肉搏，三连毙伤敌伪40余人后，终于从敌人重围中杀出一条生路，50多人突围而去，包括邱立生、王春荣在内的65人壮烈牺牲。是役被称为“云台山保卫战”。如今，一座烈士纪念碑耸立在云台山顶上，以纪念把鲜血洒在云台山的新四军烈士们。

从1935年5月（农历4月），郑贵卿自此与邱立生相识，在岩宁连坚持三年游击战，直至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第三团，后来进至茅山地区，他与邱立生一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邱为连长郑为岩连宁游击队队长。邱立生牺牲时为一营营长，郑为三营营长。

 “齐天大圣”

在三年游击战艰苦而残酷的岁月里，有很多战友为革命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常以记忆中站出来，站到我的跟前，和我一道畅谈并肩战斗的情谊，其中最使我难以忘却的，就是“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不是一个同志的化名或绰号，而是我们给一只猴子牺牲后刻在墓碑上的名字。

那是我们三个由邱连长护送到设在离白沙不远的大山里的一分区司令部以后。

我们见到了司令员罗忠毅、政委方方、政治部主任温含珍、参谋长邱尚聪，张鼎丞同志当时也在。他们一道接见了我们。

罗忠毅原是中央军区三分区的参谋长，方方是原福建省委委员、红九团政委，温含珍^[1]是原宁化分区政委，邱尚聪^[2]是原十八团团长，温和邱也是在闽赣军区溃散后投奔到这里的，不久后便分别兼任一分区副政委和副司令员。

几经危难，如今见到首长，回到部队，回到战友和同志们中间，我们三个都激动得哭了。

首长们听我简单汇报了这几个月的情况以后，也给我介绍了当地的敌情、我情和民情，还亲切地安慰我、鼓励我。张鼎丞同志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你虽然不是闽西的，但是，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到了闽西，就是回了家！”方方同志也鼓励我：“革命现在遇到了暂时挫折，不用灰心丧气。过去，蒋介石几次‘围剿’都没剿死革命，胜利迟早是属于我们的！”

首长们把老刘和“四妹子”小陈暂时留在司令部工作。老刘在新四军北上时留下来，任新四军驻订州办事处主任，后来被敌人杀害，遗憾的是，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四妹子”后来又分到我所在的游击队，后面我还会讲到他。

前面说了，我在任红十二团二连连长时的保卫建宁，掩护闽赣军区撤离的恶战中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头部，左耳被炸聋了，左半边脸被弹片划开，连皮带肉垂下来，头部至今还残留三片弹片。当时军情危急，在宁化医院只做了简单的缝合和治疗，便遭遇领导叛变，部队溃散，我千里逃生寻到闽西红军，见到首长，分配了新的工作，可没两天，我因头部旧伤复发，头肿得小水桶般粗，行动不方便，疼痛难忍，首长们便安排我先在分区医院养伤。

说是医院，其实就是搭在深山老林里的几座寮子。

寮子，就是棚子，有草寮和竹寮。

草寮，是用竹木为桩茅草盖顶比人稍高的人字棚；竹寮是用圆竹对半剖开再交错衔接盖顶的船形屋，算是“高级别墅”了。

为了保障伤病员安全，寮子分别建在相邻的几条山沟里，一处发现敌情，其他的便闻警转移。而且，寮子都是建在人迹罕至的莽林深处，岩石缝中，离司令部和基点村很远。

我被安排和红十八团来的何志远同志^[3]（湖南浏阳人，原福建省军区宣传队长，北上时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副营长，解放后任山东省军区政委，1955年授少将军衔）同住一座山寮，他是被敌人子弹打伤了左腿，骨头打断了，不能行走，在这里治疗养护。这是一座用竹片和茅草编成一个人字棚，里面钉上两排木桩，牵缠上葛藤，铺上枯树叶，就成了我们的病床。司令部的卫生员，每隔几天来看一次，换上些自己采的草药，并且带来些炒米、炒玉米之类的干粮，遇上困难的时候，连消毒的盐水也搞不到，就敷南瓜瓤或是山溪里捞的水青苔，敷在伤口上，消炎，止血……

我们俩的山寮建在一棵大杨梅树下，建在一片有低矮林丛掩护的峭石边。白天，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山寮，去晒晒太阳，练练拳术或是捡几朵蘑菇，扯一把山笋，用搪瓷缸煮一缸汤，吞咽干粮；夜晚，我们枕着枯树叶，不管外面的风声雨声，茅寮漏水的嘀嗒声，笑逐颜开地回忆着搞农会、斗土豪的如火如荼的生活，回忆着由毛主席指挥的胜利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畅谈着未来幸福美好的日子。

然而，有一天，我们平静的养伤生活被扰乱了。

那一天，卫生员刚给我们送来一小袋炒玉米和二两盐，几包消炎的草药，我们送卫生员下山时顺便在峭岩上拾了些石耳，摘了把乌苞果，准备回寮子就着干粮，美美地吃上一顿。可是，等我们走进草寮一看，病床被掀得枯叶飞扬，而最急人的，是装炒玉米的粮袋被撕得破破烂烂，炒玉米被撒得七零八落，几只猴子，正蹲在地上，挥动两只前爪，从地上大把大把地抓起炒玉米，猛往嘴里塞，看见我俩回来，也不逃走。有一只公猴，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炒玉米，一边还直朝我们眨眼睛，做鬼脸，那神气，好像是在对我们说：“红军同志哥！谢谢你们的干粮啦！”

那时候，敌人封锁得紧，游击队的粮食来之不易，这些炒玉米，是首长和同志们忍饥挨饿留给伤病员的，或许，是一位老乡流血牺牲送过封锁线的！平常我们都舍不得多吃，每餐是数着粒数吃，一餐只吃三十粒，最多四十粒，尽量节省着吃，不让首长、同志和乡亲太为我们操心受苦，可是，这几只可恶的猴子，却来白白糟蹋我们粮食！

如果我们俩无病无伤，非得狠狠揍它们一顿不可。可是，猴子们也欺负我俩是伤兵，知道一个头肿，一个脚跛，奈何它们不了，尽管看见我们进山寮了，也不肯走开，仍旧旁若无人地大吃炒玉米粒，像是要抢光掠尽，也来个“三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