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千里跃进大别山,哪一场仗最危险?逼得刘伯承说出那名言
春秋500

一、前言
当年为什么需要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呢,虽然大别山区曾经是红区,在那里曾经举行过黄麻起义,但是当年红军已经通过长征路,到了陕北,差不多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那里的人民还记得当年的红军么?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信息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支持红军起义多数是劳苦大众,没有文化、消息闭塞,也未必知道如今的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啊。
而且,当年红军撤出大别山之后,当的地老百姓可没少遭到国民党部队、民团的祸害,如今再度打回去,人民还记得当年的红军么?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结局。
原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三四两个月内,以陇海路南、路北广大地区为战场,吸引国民党军主力来此,进行围而歼灭之。与突围到达陕南、豫西、鄂西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遥相呼应。
二、当时的形势如何?挺进大别山是当时最合适的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打击之后,转变为集中兵力重点分别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个放区。
当年在苏区主张诱敌深入的毛泽东面对这目前状况,这一次为何不仅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还且还要派出一支部队插入敌人的卧榻之侧呢?
毛泽东主考虑了这样几个问题:
由于国民党将战争深入解放区腹地,使得解放区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急剧减少,解放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
例如山东地区,经过敌人的重点进攻这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都受到严重摧残,几乎可以用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庐舍为虚,农民嗷嗷待哺来形容。
陕北地区本来物质贫瘠,敌军进入解放区这后,烧毁了木器、门板,杀光牲畜,损坏工具,疯狂地抓走不少的壮丁,当年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不过如此。给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几年都难以恢复。
不得不说,蒋介石发动重点进攻,其战略意图相当险恶。以优势兵力重点进攻我陕甘宁根据地,把我军赶出西北,失去根据地,再各个击破。使我军在战略上难以持久。

而国民党军队借助江南、中原物质供应,没有后顾之忧。久而久之对我军要为不利,就算是我军可以打一些胜仗,如果没有了后勤保险,没有粮食,则难已持久啊。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彻底粉碎蒋介石把战火点在解放区的阴谋,毛泽东开始考虑实施外线出击、进军中原的战略计划。
1947年5月4日和8日,中央军委两次发电报给刘邓,要求他们早点结束在解放区内部作战,能打赢就打,打不赢也不勉强,争取在6月10日率部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进攻冀鲁豫皖区之敌,引陕北的山东的敌军回援,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统区。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战略,
刘邓大军正进行豫北攻势作战,在内线已经“九战九捷”,国民党军在其手下损失了30个旅、近30万人。但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已经相当疲劳。而且弹药也消耗殆尽,一时间也无法补充;我军的伤亡人数也达到1.3万人,野战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抽调医生、护士随部南下;兵源也得不到补充,虽说从国民党军队俘虏中,可用解放战士弥补,但这些解放战士还没有经过政治思想教育,能不能马上战斗,指挥员们也没有把握;而在内线作战原考虑依托老区接济,故所带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
于是致电中央,能不能推迟到6月底再渡黄河,部队也需要休整,同时为了避免行动过于仓促影响渡河后的作战能力。
中央军委同意了刘邓的意见,同时指出南下需要作持久的打算,需要在政治思想、物质上做好充足的准备。
做好思想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当时对于中央南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只有高级指挥层的少数人知道,普通干部和战士们都没足够的思想准备,各种物资都极端缺乏,连大别山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如果根据中央的要求,马上挺进大别山,困难还是非常大。刘邓再一次请求继续在豫皖苏作战,有机会再向大别山挺进。
但是总体情况比刘邓面临的情况更加危急,在我们现代的历史课本面,总让人想象延安是革命的根据地,大后方的心脏,只要到了延安,就一切都安全了,真实的历史中,延安也面临这样的危急的局面,支撑不住了。
毛泽东亲自起草发来一份3A级别的电报,一下子改变了刘邓的决心。特别强调如果刘邓和陈谢集团无法调动胡宗南的部队,陕北危急了。
原来胡宗南进攻陕北时,以十四万余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夹击陕北,随后如愿占领了延安。西北野战兵团虽然分别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但还没有完全改变被动局面。

胡宗南开始谨慎用兵,彭德怀一时无战机可寻,陕北县城也全部失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不得不在敌军重兵狭缝中周旋,夜晚宿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远处敌人生的的篝火,更为严重的是,陕北不仅发生自然灾害,而且因为战事频繁,部队的粮食开始不足,也仅仅一个多月后,中央机关就进入了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营养不良使得他浑身浮肿。特别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胡宗南部的追击,整个情况确实“甚为困难”
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陕北不能支持”绝非危言耸听,中央急需南线部队采取大的战略举动,以迫使陕北敌军回援。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方面非常理解晋冀鲁豫野战军目前的困难,也非常尊重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另一方面,从全局考虑,又希望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尽快挺进大别山。
这封紧急的电报让刘邓深深意识到,率部挺进大别山,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这一步关系到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无论困难再大也需要去克服。经过研究,毅然决定直趋大别山,实行宽大机动的无后方作战。
他们七月三十日中午致电中央军委,决心在休整半月后马上出动,以适应全局战略的需要。当前的情况是,刘邓大军的当面,国民党军队有十九个旅,其中至少有十个旅左右会尾随刘邓大军行动。这样的情形刘邓大军也不适合留在豫皖苏。而以需要直接奔赴大别山,陈赓、谢富治集团军形成犄角之势,实行机动作战为最佳选择。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对他们“不要后方”,率部队“直出大别山”作了详尽的指示,包括出发前的思想动员等准备工作,部队在新区的征粮、征税、解决给养的办法,以及部队使用的具体方案等。这也反应出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同志们把整个战略计划都设想得非常周密,很多细节都设计好了,可见对行走这一步棋极为重视。
从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刘邓率部队“直出大别山”的意见,到七月三十日刘邓决心立即脱离豫皖苏“直趋大别山”,实行宽大机动的无后方作战,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终于确定了下来。这一战略决策的确定是很不容易的,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到刘伯承、邓小平,都下了很大的决心。

三、做全体战士思想工作就是一项大工程
为了充分做好外线出击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到冶陶镇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为了统一领导战略进攻后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人组成中原局常委,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中共中央也批准了这一建议。
刘伯承、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石林村召开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指挥员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指示精神,并具体讨论和部署实施南下外线出击的各项工作。会议最终决定,刘邓所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纵队南下到外线出击作战。
离南下外线出击作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准备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感到,抓紧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最要紧的。他指示政治部组织全军指战员们认真学习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并且授意政治部组织编写《目前形势与方针任务的报告大纲》,对全军将士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明确战略进攻的意义和任务,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
邓小平还亲自到部队中做思想动员工作。亲自到6纵驻地,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并进行了讲话,分析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特点,着重指出部队南下到外线出击的战略意义。
且不说到了大别山,所遇到的困难让人无法想象,如何挺进大别山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国民党的空军也没闲着,不可能让刘邓大军轻易地渡过黄河,而且黄河的汛期也快到了。每多等一天都是多一份危险。
四、渡黄河就成了第一道难题
山东西南地区连日狂降暴雨,黄河的水位也是一路猛涨。从阿城到东明一段黄河的老堤,因为很多年没有进行维修,随时有决堤的危险。蒋介石在这个时候也扬言,准备派飞机轰炸黄河大堤,并且密令驻守开封的第六十八师师长刘汝珍,随时准备掘开开封附近河堤,准备用黄河之水淹没刘邓大军。

情况非常紧张。八月五日深夜,刘伯承打电话给冀鲁豫行政公署主任段君毅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要他们凌晨赶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赶到时,刘伯承、邓小平住的屋子里已进了水,鞋子都飘了起来。邓小平担心黄河已经决堤。
段君毅捧起积水看了看说:“看样子不会是黄河决堤,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
邓小平的心里还是非常着急,一面要求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大堤探明水情,一面布置李达和段君毅抓紧研究制定黄河一旦决堤十几万大军的转移方案。
在这个紧要关头,刘邓于是做出重大决定: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再南进,但由于水情、敌情都不允许,现决定迅速南下。
当天晚上,刘邓下命令部署了分三路开进的路线和具体目标。
8月6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连给刘邓发来三个电报。第一个电报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军对刘邓率部队出动后,可能采取的三种方案,及其这三种方案对刘邓部队的利弊:
一种是迅速组织进攻,使刘邓部队不能立足。这种方案是敌军投入的兵力不会太多,我军的回旋余地比较大。
国民党军的另一种方案,则是先不急于进攻,而是从山东战场增调兵力,完成长江、平汉两线的兵力部署后,再向我军进攻。对于对方而言这种方案的缺点,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立足,国民党军对山东攻势就会完全被破坏,即使敌人集中再多的部队,分成两线或者多路进攻,我军都有机会在运动战中执行各个击破之。
别外,国民党军有可能同时采用第一、二种方案。我军要优先对付第一种方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歼灭敌人。
同时,对刘邓大军南下最差的结果也做了预案,假如刘邓部南下和陈谢集团都无法大量歼灭敌人,而导致在南方不能立足被迫退回,这次战略出击也只能起到临时牵制敌人的作用,不但对全局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有可能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如果能取得影响全局的作用,这种代价则更加值得。

第二个电报则指出刘邓大军仍然争取至十五日以后再出动,最快也要到十日之后再出动,不要过于仓促。在南下之前应该避免打仗,特别是南出后在沙河以北,尽量避免打大仗。
第三个电报指出目前整个形势对我军还是有利有,敌军已经分散,我军则已经集中。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左右,借此机会进行鼓励士气,整顿队伍,争取新的胜利。
但是,就在这时,山东西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对刘邓部十分不利的变化,蒋介石又调集九个整编师的兵力对这一地区进行围攻。而大雨还在下个不停,邓小平焦急万分,对刘伯承说,如果再下几天,一旦黄河决堤,几十万大军无法转移,后果不堪设想。
当天下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及副参谋长郭天民又聚在作战室里继续开会研究。

刘伯承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任务,此举极有可能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得克服,原计划在陇海和鲁西南再打上一大仗,消灭几万敌军之后再南下,但目前陇海南到长江一线,敌人兵力空虚,正是我军南下进入大别山的最佳时机,因此越早出发越好,越有突然性。
邓小平则完全同意刘伯承的意见。他分析我军下决心不要后方,进入大别山,剑指武汉三镇和南京,一定能将调动国民党军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兄弟部队,配合全国各个战场,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另外强调了三点: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要让各级干部和战士们都认识到这个任务艰巨且光荣,一定要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连续作战。
在进军途中,必然遇到敌人前堵后追,我军在淮河以北,敌人的地方武装要坚决消灭,遇到敌人主力则避免纠缠,总之要想想尽一切办法直接插入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而且要教育部队,进入新的地区作战,需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6月6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中央军委要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中央军委则在8月9日二时复电指示刘邓可当机立断。
8月7日黄昏,刘邓率十二万大军,在外线兵团佯攻掩护下,趁各路国民党军队合围圈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分三路从巨野、郓城地区出发,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征程。
要告别鲁西南老区了,邓小平动情地对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韩哲一、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傅家选感叹到:冀鲁豫是个好战场,解放军到哪里都有广大群众的支持,都有粮食吃,我军在这个地区取得的胜利是,与这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南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要转移到鲁西南地区作战,这个地区有可能出现大拉锯的局面,因此,我军要拖住敌人。
刘邓率部队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蒋介石并不知道刘邓的真正目的,产生一错觉,认为是自己大军压境,刘邓大军既不敢与自己再战,也无法北渡黄河,向南的行为只能是流窜。

所以蒋介石调集几十个旅的兵力进行追击,并企图利用刘邓大军南进途中的陇海路、黄泛区及沙河、颍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即使刘邓部队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正值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在部队疲惫不堪,转移途中真正是困难重重。
邓小平对部队挺进大别山途中将会遇到的困难已有思想准备。
部队出发前夕,专门找军政处副处长杨恬专门交流过后勤保障的问题,指示后方保障部门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作风,优先满足前方的需要,确切掌握前方的需求痛点。如何保证前方所需的汽油、药品、弹药及被服的供应等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8月12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鉴于当时部队已非常疲劳,而且这个时期,在外线行动和国民党军不完全了解部队南进的真实战略意图,特别发出指示,告诉刘邓不要过于急躁,合理安排行军和休息恢复体力的时间,尽量避免与敌人打大仗,可以专打比较分散薄弱的敌人,力量集中且强大的敌军可以放弃进攻,等到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之后,在占了天时地利和人和时,就可以可考虑打大仗了。
8月13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越过陇海铁路。这是他们第三次越过陇海铁路了。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疾进。天气阴晴不定,有时小雨,有时又烈日当顶,暑气蒸人。一路上,不少干部战士生了病。邓小平从因病掉队的战士身边经过,把自己身上带的急救药品、水和头上戴的草帽留给他们,嘱咐他们休息之后,赶上部队。

经过两天的行军,8月14日,部队进入了豫皖苏解放区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蔡园一带地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天。下午,邓小平在驻地吴台庙主持召开野战军直属队负责人会议,检查部队行军的情况。为改善部队生活、降低减员、加快行军速度,会议决定增加部队每日的菜金和粮食定额,并成立野战军直属队指挥部,加强对野战军直属队行军的组织指挥。
一天休息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战士晾晒的衣服还没干,刘伯承、邓小平就向部队下达了“向黄泛区开进”的紧急命令。
8月17日晨,开始了黄泛区的艰苦行军。黄泛区是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滞日军南下,下令在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改道形成的。这时,黄泛区遍地积水和淤泥,浅则及膝,深则及脐,路途莫辨,就连作战地图上标明的村庄乡镇也难以找到。邓小平和刘伯承手拄木棍夹在满身沾着泥浆的指战员中间,随部队一起前进。他们命令炮兵将一部分大而重的榴弹炮和卡车就地埋藏或炸毁,以减轻部队负重,加快行军的速度。
8月18日夜,部队全部走出黄泛区,8月19日晚顺利地渡过沙河。这时候,蒋介石如梦初醒,发现自己上了大当,急急忙忙改变兵力部署,调集国民党军3个整编师和一个旅沿平汉路南下,提前到汝河南岸进行布防,阻止刘邓大军穿越平汉铁路西进,把刘邓部队歼灭在沙河以南、平汉路以东、汝河以北地区。
针对国民党军部署的变化,刘邓也立即作出新的部署,并向全体部队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响亮地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8月23日,刘邓率指挥部随中路第二、六纵队抵达汝河北岸黄刘营附近。这格汝河大约有五六十米宽,水流平缓,只不过河槽比较深,河岸双非的陡,根本无法徒涉。两岸地势平坦、视野相当开阔,只要占领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就可以占据主动。
汝河南岸的汝南埠地形较高,此时已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军还在南岸宽广数十里的地带,摆成堵击阵势,挡住刘邓部队的前进道路。而尾追的国民党军三个整编师,距离刘邓部队也已不到三十公里。真的是前有阻击,后有追兵,情况相当危急。
8月24日傍晚,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开会,分析情况,研究部署部队的行动。
在会上,刘伯承把实际情况告诉了大家,如果不趁早过河,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的刘伯承喊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口号,只要我军坚决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邓小平说也给大家鼓气。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别无它选。今天必须过河他如果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掉头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需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这时,先头部队实行敌前强渡,终于从敌炮火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岗村,在汝河上架设起了一座简易浮桥。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先渡河。临走前,邓小平给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作了三项指示:各部门立即烧毁机密文件,以防遗失;桥头阻击的敌人已被压缩到村里了,直属队紧接跟随第六纵队后迅速通过,以免前后都遇到敌被迫作战;在息县彭店一带宿营,每一个单位过河后即由人负责带走,以免遭受空袭。
8月25日下午,各部队先后渡过汝河,继续向南前进。
当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随部队到达息县彭店。先期到达的领导干部都聚在一起了。距离大别山还有一道险关:淮河。安排同志们稍微休息一下,准备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以便部队迅速进入大别山。
傍晚,指挥部和第六纵队主力到达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这时,前面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距刘邓部队仅十五公里,已与刘邓大军的前卫部队接触;后面国民党军6个整编师及骑兵第一旅,紧追不舍。
如果部队在两天内,不能渡过淮河,肯定会腹背受敌而背水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如何渡淮河的问题。邓小平提议将指挥部分成两部分,他和李达留下来,由他指挥后卫部队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李达指挥部队渡淮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先行渡河,以指挥部队主力直插大别山。大家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会后,邓小平告别刘伯承,去组织部队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

8月正值雨季,淮河水情变化无常。部队缺少渡船,只能徒涉。8月27日凌晨,刘伯承亲自检测到淮河水浅之处,认可可以直接涉水渡河,命令部队立即抢先涉水渡过去。
当日,主力部队赶在洪峰的间隙时间全部徒涉过了淮河。国民党军的数十万追兵赶到北岸时,上游洪峰下来,河水暴涨,只能望河兴叹了。
五、总结
如果不了解那段历史的细节,或许感受不到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刘邓大军像一把匕首插入了敌人的大后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毛主席这一步险棋,令在南京的蒋介石坐立不安,只得抽调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围攻大别山,全国的局势也逐渐发了变化。整整21天,刘邓大军行军1126公里,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对于刘邓大军而言,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呢!
作者:春秋500
|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这是我们曾经儿时排着队唱的歌,这歌声,歌词所透射出来的“爱祖国,爱人民” 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何等的重要,歌声,歌词可以播下爱国的种子! |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